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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冷漠，还是冷漠！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最后各方一致同意，请省农委从扶贫资金中拨款为唐维君解决困难。坑害农民的各单位不肯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不肯掏一分钱，“球”又踢回省里！
省种子管理局大为光火。调解宣告失败，案件又一次搁浅。
一个不大不小、也并不复杂的案件，历时5年，惊动乡、县、地区和省各级强势部门和权力机关，竟然毫无结果。被逼无奈，2002年11月25日，蒋律师和唐维君怀着最后的希望，根据媒体公布的农业部打假举报电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将此案告到农业部，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始描写的那一幕——他们竟然没能进入农业部的大门！
继笔者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之后，12月11日，唐维君再次给农业部种子处打电话询问办案进展情况，接电话的陈副处长邀请他到部里来谈。最先接手此案的那位L同志出差在外，他或许意识到前两次电话中说话有些急燥和有失分寸，特意给处里留下话，请同事们关注一下黑龙江农民唐维君的案子。陈副处长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唐维君和陪同前往的一位北京女士，仔细听取了案情，并审阅了相关材料，中午还带两位去食堂吃了饭。言谈中，处里同志对唐维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表示他们会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调，多想些办法帮助他度过难关。陈副处长诚挚地劝唐维君想开点儿，别往绝路上走，“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临别时，陈副处长掏出200元，说：“你现在很难，把这点钱拿去做路费吧。有什么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唐维君再三推辞，陈副处长还是把钱硬塞给他。唐维君颤抖着双手接过那两张钞票，脸上热泪长流，他说：“我东奔西走告了整整5年，您的话是最暖人心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砰砰嗑了3个响头，在场的人眼圈都红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无效的震动和惊动
事实上，唐案已经远不是一个地方性、低层次的小案件了。
——从北疆乡政府，到呼玛县委，到大兴安岭地区农委、检察分院，再到省农委、省检察院、省人大、省政府，直至农业部。
——黑龙江省副省长王宗璋在唐维君的投诉材料上做过重要批示。
——2001年5月30日，《黑龙江日报》编发了第4期供省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题目为《如此这般坑农，谁还胆敢种田》。该文详细报道了唐维君的不幸遭遇，并在《编后的话》一针见血指出，“好端端的种田大户变成逃债户、告状户”，各级有关领导机关有的是“拖着不改”，有的是“拖着不催”，“看来，没有强有力的干预，这桩严重的坑农事件难有一个合理的结局。”黑龙江省另一位副省长申立国在这份《内部参考》上又做了重要批示。
——5月24日，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央大报《人民日报》在第10版头条位置，就唐维君一案发出醒目报道：《种田大户成了逃债户》，该报在配发的《编后》中明确指出：“多年来，假劣种子坑农问题屡屡出现难以根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些干部不能依法办事，出现问题后有关部门又相互’踢皮球‘……今天刊登的这起种子事件并不复杂，却迟迟没有结果。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妥善处理这起种子事件，该处罚的处罚，该赔偿的赔偿，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靠着广大农民的独轮车和担架，在鲜血染红的道路上向前推进的。我们党一直深情地关注和关心着农民问题。唐维君一案能够得到中央党报、省报以及省级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就是证明。但是，尽管唐案的震动面和惊动面如此之高，如此之广，而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供种方——大兴安岭地区农委居然端坐不动，漠然置之，长期置受害农民的疾苦和生死于不顾，明目张胆顶着不办，而且至今不办，这究竟是为什么？
奇怪的是，某些被百姓视为“强力部门”的办案机关面对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案子，又软弱得出奇，低能得出奇。这究竟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因为受害的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草民”，为他得罪官场上的大小同道们，值吗？正如呼玛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一语道破的那样：“唐维君那100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
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老百姓算个啥！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值得深思的是什么？
唐维君漫长的5年告状之路，至今仍在风霜雨雪和艰难困苦中延续。所有有良知的心都不能不为唐维君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和沉痛。本案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级政府和它的办事机构必须以“执政为民”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唐维君的告状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单位和部门是如何官官相护，如何顽固地维护部门既得利益，如何胆大包天地颠倒黑白、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对抗上级、拒不纠错！
据查，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将这批种子卖给大兴安岭地区农委科教科，总售价为32040元。农委科教科转卖给北疆乡，总售价为47040元，从中加价15000元。乡里再卖给各农户，总售价为62040元，乡里又加价15000元（在笔者读到的大量来往公文中，都美其名曰：“调入”）。本来就是非法经营，又层层加价，卖的又是假冒伪劣种子，给农民造成灭顶之灾。这些主管农业的部门，作为知法者和执法者，公然干着如此恶劣的违法行径，在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又对农民遭受的灾难如此冷漠。我们有理由质问：你们究竟代表谁？
二、通观唐维君整个告状过程，其中不乏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满怀热情为农民解决问题的优秀干部，许多领导同志也都有正确的判断和态度。但可悲的是，最终解决本案，归根结底都落到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头上，而它和“供种方”科教科同为地区农委的办事部门，他们在同一幢楼办公，吃同一锅饭，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家人”。要求种子站纠正科教科的行为，等于让“肇事者自己处理自己”。这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再三再四地避重就轻、回避要害、久拖不办的根本原因。“镰刀头削不了自己的把儿”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忧虑！
三、唐维君现在走到哪里，都拖着一个带滑轮的大行包，里面全是他的申诉材料和黑龙江省各级机关有关本案的往来公文，足有半米高！这么多来自基层、中层和高层机关的公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竟然解决不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申诉，谈何效率？谈何服务？谈何代表？笔者全面翻阅之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向上级或向领导汇报的公文，都在基本重复和顺延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说法”，又是当年“气候异常”了，又是“种植者不懂技术”了，又是农民本人“过早弃收了”，等等。大多数公文都有意或无意回避了本案的要害问题：即这批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地区农委科教科和北疆乡是违法经营。
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盛行，使本案“供种方”掩盖事实、推诿责任、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的恶劣行径，成为影响高层决策者难以痛下决心的主要原因。可见，高层领导干部要真正地了解实情和民情，以做出正确的决断是多么艰难！
四、笔者不是农业专家，但翻开国家制定的《种子法》，其中关于假种子的表述相当明确：“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冒充他种品种种子；二、种子种类、品种、产地与标签注的内容明显不符的”，即为假种子。
地区农委科教科购入的这批“种子”既无三证，又无标签；
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先说这批种子是自己繁育的，后说是从青海省购入的，发票先注名为“浩油11号”，又改注为“青油9号”；
青海省种子管理站证明“青油9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被新品种取代，而且他们从未接待过牙克石市种子公司；
不仅种植这批种子的唐维君全部绝产，其他许多农户也都绝产（有个别农户很可能畏于权势，提供了虚假证词），高继有承认乡政府种的75亩油菜地已绝产，加格达奇市房产段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