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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对权力腐败的两种阐释”，主要收集了近几年围绕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即“经济学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对中国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种种相关联的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完全违背老百姓的常识。这一问题的争论到一九九九年达到高峰，先是张曙光先生向何清涟女士发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挑战，继之又有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关于腐败的高论“走红”中国大地。编者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争论文章收进这本文集，目的很简单：这些思想足迹不管是代表这些学者的光荣还是耻辱，表现了他们的高尚还是庸俗，反正都是他们以“吾手写吾心”的方式为自己留在世界上的足迹，代表着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读者们会凭自己的社会良知对此做出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文章在关于腐败问题的态度上，倒是证实了一点多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不肯承认的一个事实：经济学家们已经利益集团化。就在笔者编这本文集时，又听到一个传说，已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前几个月公开站出来承认“我就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所谓“庸俗经济学家”者，指的其实就是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毫不留情地直指这类学者。
第四编牵涉到的问题比较敏感。程晓农先生留美多年，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精英分化的分析比较到位。也幸好他身处海外，否则这篇文章恐怕又会为他惹来一大堆闲气。崔之元先生近年来声名不小，他关于“鞍钢宪法”、“大跃进”与“文革”的解释独出心裁，与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去甚远，本文集收进他的代表作之一“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飨读者。刘东先生针对这种“洋泾浜学风”，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时惹了“大祸”，惹“祸”根由倒不在于他谈的问题是否错误——其实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圈内人”说过，他谈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在于他的语气与他的少数语句大大得罪了人。因为这原因，他所谈论的问题最后被他的论争对手成功并技巧地置换成“谁有资格谈论中国”这个话题，这当然引起了海外中国学者们的同仇敌忾，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不少只能算得上言不及义的“讨论”，这种情绪性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核心，导致这场学术讨论无法沿着应该指向的路径深入下去，最后还是由秦晖先生出面写了篇“淮桔成枳，出局者迷”，说了些该说的话并结束了这场“纸面上的战争”。笔者今天选编这些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过时，今后这些话题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些话题虽然与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我国以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有直接关系。况且中国经济学也有“洋泾浜化”的倾向，只是经济学的语言比较难懂，一大堆“西方经济学概念＋中国资料＋数学公式”的文章颇能收“拉大旗作虎皮”之效。
第五编定名为“槛外人看槛内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些作者的身份与经济学研究无关，其实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位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只是目前他们还未成为“主流”，与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双方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将他们列作“槛外人”。这些作者有的用严肃认真的笔法，有的用调侃的方式，但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有吠叫的权利”，正当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该好好读读这些文章，以明白如潮的“社会评价”当中——其实有些社会评价就是他们的“同志好友”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门墙桃李”多年来对舆论加以引导的结果——除了赠送他们“著名”，“杰出”等高帽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另类看法”。而且随着经济学家们对现实的解释偏离常识这一“阿基里斯脚踵”被公众认知程度的加深，这种“另类看法”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依笔者愚见，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是学学古人的故智，兼听则明，在惬意享受这些得来甚易的“桂冠”的同时，还听听批评意见。因为现今“著名×××家”的帽子满天飞，抄编了一两本教科书的人也敢领受如此称呼，可见这种称呼正在贬值。其命运也可能如同“小姐”的称呼一样：在改革之初，“小姐”之称甫一出口，听惯了“同志”的国人们顿时为之神清气爽，精神一振。但发展到今天，“小姐”这一称呼已有了太多晦涩暧昧的成分。你如果在某些娱乐性场所称女青年为“小姐”，被称呼者会很不高兴地告诉你：“请别叫我‘小姐’，我是服务员。”
第六编只挑了一篇。这篇文章与中国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谈的是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遇到的挑战与应战。作为编者选编此文的用意有两层：第一层用意主要是想让读者明白，经济学的困境不止咱中国有，外国也有，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理解，毕竟“理解万岁”的口号也叫了近二十年，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不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及道德素质要求太高，因为土壤如此，怎能不切实际地对这块土壤中长出来的花果质量要求过高？第二层用意则是想让经济学家们自己明白，洋人经济学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药不对症、处方失灵的时候，曾成功预测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就撰写过一篇《大多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庸医》的文章，调侃过他的杰出同行。既然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都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咱中国那些还不太成熟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要再用那些洋玩意儿来吓唬中国人了，毕竟还是弄明白脚下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一些。事前预测不灵倒还罢了，毕竟经济学家不是星相学家，但事后分析总还得实事求是吧？这要求实在也并不算高，因为你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现实，不能在部分人天天花着实为纳税者上交的“公款”海鲜鱼翅地穷吃海喝时，还说“调节收入分配目前还不到时候”，“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吧。还有一点，少数经济学家不要因为有人在弄明白这些他们自己不想弄明白的事情，就努力贬斥别人，因为在贬斥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高大一些。在此特别想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是，不要误导社会公众将西方经济学家（包括将中国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经济学家）当神供着，因为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国度里也并没有成为学问之神。
第七编收进了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阿马蒂亚·森的一篇演讲辞《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阿马蒂亚·森前年的获奖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一大盛事，主要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关心贫民，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公告列举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长达二十六页，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其研究的命题包括：社会中每个成员对各种事物状态所赋价值（用数值表示）能否以一定方式（aggregate）而构成全社会的价值评价，这种汇总方式是否能既公平又有健全的理论依据？多数票决定是否是可行的决策规则？如何测度收入不平等？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状态？怎样能最好地判定贫困是否在下降？导致饿死人的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公告说，“通过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森对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新领域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公告还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