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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药，你们好好体会。倘有什么不顺从他旨意的，便用“天话责人”，大骂“你有奸心”。即使有什么紧急之事请示，他也依然“言天说地”，让你摸不着头脑，不但掩饰自己的无能，还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
中国古来的皇帝都讲天，造反者也讲天。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将天死死抓住不放，“一味靠天”。这丝毫也不奇怪。别人说的天，是从传统借来的概念，是高居万事万物之上的主宰，是用以争取民心和舆论的大旗，是面对未知数时的心灵寄托处。有人信得多，有人信得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时信时不信。洪秀全的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渣滓为主，掺和少许外来文化的荒诞因素，完全按照个人需要制造出来，经过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加以充实、丰富、发展的玩艺儿。它冠冕堂皇的包装是理想，是目标，是命运，是是非标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表面上，洪秀全是受它之命来唤醒百姓，惩恶扬善，斩灭妖魔，建造地上的天堂。实际上，是洪秀全要受骗或被迫参与的百姓，无条件地献出一切，作为泯灭个性和人性的工具，让他自己统治和占有天下。可见它是建立超级奴隶主王朝的邪教的基本理念。洪秀全本来只是要跟随者、被裹胁者迷信。打进南京之后，继续充实、强化迷信，是巩固天王兼教主地位的需要，主要还是用以施之于人。或者说，是他炮制给别人喝的迷魂汤。以李秀成为主的将领们协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这一出乎洪秀全意外的胜利，使他不由得陷入自己制造的迷信之中。正因为胜利大大超过了他的期望值，本就极其羸弱的理性窒息了。他不愿也不会考虑，这是“骑上虎背”的人们愚忠与自救的结果，而是怡然自得地用“天情”、天意来解释。或者说，他自己喝下了为别人炮制的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任何理性的声音，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意想不到的胜利也不会接踵而来。清军江南大营虽然覆灭了，但湘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战争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不由分说地挤到他面前。李秀成这个他所极为疑忌而又不能不用的统帅，还不时搅乱他的心境。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也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避开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更期望奇迹的联翩而来；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到头来只能“一味靠天”。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复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然而，他引起的内战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他所留下的精神病毒，不知给中国加重加深加长了多少灾难？
智慧快餐（四帧）
？ 郑辛遥
如果你总是把过失推给别人，那么过失也就会更亲近你。
把客观干扰种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了自我干扰。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心是否变得越来越大？
小心！重礼里面常会有陷阱。
槛外人谈
？ 周 实
对于学术界来说，我这人只能算是“槛外人”。但自主编《书屋》杂志以后，就渐渐看出了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一些“门道”，对于学者们在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用“学术话语”说事，以及争夺“话语权”背后的事情也慢慢地有了一些了解，于是就不由自主地萌生出要编一本《精神档案》的念头来。前一向有人编了三本书，是谈自由主义的，已经将有些问题的讨论文章搜集了进去。而我的兴趣则在于编一本这样的书：立于学术潮头的经济学家们怎样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在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前，他们各自如何用自己的智慧诠释中国，支撑这种诠释的社会责任感又是什么。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同行的研究。后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宽容程度的一种折射，非常值得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查考。同时，为了让整本文集不是经济学家们在自说自话，自弹自赞，我也留心搜集了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对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在时下所起的社会作用的评论。
有了这想法，就开始留心搜集文章。好在经济学是当代显学，高论甚多；谈论经济改革更是热门话题，除了经济学界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热情参与。所以只不过留心采摘了几个月，原本空空的篮子里就逐渐有了些鲜花，且种类不少。虽不敢自矜采摘了“百花”，但篮子里也至少装进了几十种花花草草。在将近七十篇可以入选的文章中，经过仔细筛选，只留下了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文章的作者，既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名家，也有名重当代的学者，还有目前藉藉无名的专业研究者。从年龄上来说，算是老、中、青三代人物济济一堂。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来说，既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有留学海外的学人；从国籍来说，也包括“国际国内”。我相信，这种让各种流派观点都有机会登台的选编方法，将使这本文集不再成为某一学术流派自说自话的“自家园地”，公共性将成为其基本特点。
按照文章的类别，我将这二十九篇文章分为七类，第一编“面对共同世界的不同思索”，收进了两篇极有代表性的文章，作者们谈的问题博大精深。其中有一位是为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先生，他与杨小凯先生等联手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其要点是：制度转变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一是富有历史感，作者们借助法国、美国历史上宪政转轨的实际过程谈出自己的看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两者，到底谁笑在最后还未见分晓；二是指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和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推动力的误解，导致产生了许多误导人的观点。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归功于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最后，作者指出了中国这种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经济转型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公平与效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对宪政秩序的形成产生更多障碍。程晓农先生在国内原是从事智囊型经济研究的，到海外后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写的《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在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下产生“经济繁荣”的根源，并指出这种通过动用多年积累的资源进行的“花钱买稳定”式改革，现在正面临坐吃山空的困境。作者最后指出，目前的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把制度变革的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这样一来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磨擦。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因其处在海外，又都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其观点不乏深刻独到之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定会从中获益。
第二编“中国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发展轨迹”只收了两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至今还很活跃的一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对他的采访反映了这位老学者实在的一面。他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叙述虽然充满了一种不得已的隐藏与无奈，但还是显示了学术发展在中国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他的自我审视在其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卢周来因其属于经济学界的“新进”，富锐气且少有利益考量，他在“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一文中谈到的“海尔布鲁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