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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愉悦。病重的时候，她还坚持让医生把自己送到贫民区的医院，让出单人的病房给别人。她在病床上写道：“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实际上有可能说真话。其他人都在说谎。”八月二十四日，年仅三十四岁的薇伊平静地离去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没有裁好的布，并坚信“我将得到补修和完善”。
在今天，能够感动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人更少。薇伊的一生，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以亲身肩负闸门的姿态昭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读完她的书和关于她的传记，我们还能够无动于衷地持续面前的生活状况吗？
薛忆沩的《天涯》小说
？ 彭 钢
从一九九七年开始，四年以来，薛忆沩每年都有一篇小说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这四篇小说连贯的主题和一致的风格在《天涯》的文学“板块”中留下了显眼的痕迹。《天涯》杂志显然为薛忆沩“重返文学”的艰苦努力提供了一条捷径。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也构成了他创作旅程中的一个“必然王国”。
《老兵》（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小说的第一句话奠定了一个乐章的基调，也开启了其它乐章中重复出现并且相互接续的主题和风格。
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战争。薛忆沩小说中的战争，是中国近现代战争的遥远的回声，例如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有北伐战争，在《两个人的车站里》里有抗日战争，在《首战告捷》里则有解放战争。战争纠缠于民族的历史，而薛忆沩选择它来表现个人历史的偶然性。
《老兵》的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早，其中的战争背景非常晦涩和怪诞。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排长仍旧坐在屋门口的那张小凳上，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大概有四十年。
在战争期间，主人公一直跟着“陌生人”和一群同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仗。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荒诞和无目的感，但不知道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假定那是“军阀割据”的战争，那是中国政治最惨不忍睹的时期吧。四十年变成了一瞬间，不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真实的时空感，而是因为太相似的细节使小说容易跨越时空。
接着在长达四十年的“不可捉摸的一瞬”之后，发生了特别的事情。排长看到“突然飞来的一群怪物，把几乎成熟的稻田洗劫一空”。排长反复思考这件令他胆战心惊的事情：那群怪物是什么？“有一刹那，排长以为是他的那些同乡”。很多年以前，“他们一起唱着歌跟着陌生人出发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排长一样从战争中回来。青春兑付给了虚无，歌声数字化为记忆。战争的荒诞将英雄的亡魂转变成无家可归的“怪物”。
小说的最后飞来一场更荒诞的灾祸，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
这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那些结谷子的地方如今长满了弹头！
小说就在这样荒诞的场面中结束了。这时候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更惊险的隐喻之中，既然稻谷变成了弹头，战争也就变成了生存。在这种惊险的隐喻里面，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这一次，战争不再是回忆，而是直接进入情节之中。主人公的官阶从“排长”提升成了“营长”（到后来的《首战告捷》里主人公就更是晋升为“将军”了）。
北伐战争与《老兵》中的战争有了很不同的意义。至少，小说主人公黄营长是主动地选择了战争。黄营长出生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母亲的入教而有机会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将在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也开始出现了）。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白教士向他解释的西方精神文明更加激发了他的精神气质，这在环绕着他的腐败的物质文明环境中是难得的机缘：
他们相处的愉快来自十六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成就。白教士津津乐道地向黄营长解释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令黄营长兴奋不已。他好像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北京。源源不断的知识与逻辑使黄营长的理想得到更精心的保存。虽然黄营长从来也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盲目的理想主义使黄营长冲动地选择了战争，他预先当然没有认识到战争有可能会埋葬他的理想。一年以后他带着部队攻打到一座小桥跟前。带着对历史决定论的滑稽模仿，小说称这座小桥即将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几年之前，黄营长曾经与他的一位同学在这座小桥上进行过一系列的精神交流：
他们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深受新文化的影响。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小桥上去散步。他们俯在小桥的护栏上讨论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座小桥五年以后又将被东方的历史光顾，成为历史新的转折点。
这座小桥象征着他们放弃东方的物质文明而向往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文人们所敢于承认的冲突正好相反。黄营长在自己整天与朋友们搓麻将的父亲身上概括出了东方精神的中断或衰落，而她的母亲则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中连续保持下来的精神传统。
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黄营长最终遭受了来自东方物质文明的打击。首先是他的英勇进军被争抢功劳的上级阻止，接着是他心目中“美”的化身——他的妻子被长工阿虎强奸。阿虎是黄营长亲自用新文化教育过并入了教的“下人”。但可能正是这种进步的教育诱发了他造反的觉醒。这戏弄着“理性”的打击令黄营长选择了死亡，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历史的偶然走进了他必然的归宿。
《两个人的车站》（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在这篇小说里，最早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两个人称：“我”和“你”，或者一对最古老的人生关系。黑暗中的电话两端，越过未知的时空，神秘的“你”对也许是错误的“我”发出伤感的呼吁，要求对最隐秘的回忆的唤醒。小说一开始，薛忆沩就语气激动地写下了一些用语言学的术语构成的突如其来的哲思。
如果不嫌简化的话，《两个人的车站》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相遇。
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著作《我与你》中写道：“‘你’与我相遇，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人生的相遇是多么罕见而困难的事情！这种奇迹的发生靠的不是“缘分”，缘分过于被动，也太物质化。当薛忆沩写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约了他童年时代的邻居在“巴黎北站的问讯处前”见面时，他是否在这位年轻的中国人等待的焦急中透露了自己的焦急？——“他从少年时候起就开始在等待……”但是等待的对象失约了，精神的相遇也变得模糊了。
在题为“北京”的那个部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十七世纪初期。接着，当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来到庞大的中央帝国与东方文明相遇时，尽管这位传教士“在那些对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的士大夫们的住所和心灵中出出进进。他已经不怎么记得他的故乡了，他寄回教会的报告让人怀疑他的立场”。但最后，他仍然回到了他九岁时与他热爱的天主相遇的车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一直也就没有离开过欧洲。他的终点原来就是他的起点。他的彼岸原来就是他的此岸”。薛忆沩也许是想让我们感到，相遇是可以靠信仰和激情支撑起来的。
接下来是那位“英国老人”一九三七年与她在伦敦的经济政治学院的中国女同学的相遇。在“东方美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的那五十年里，英国老人与她在思念和虚构中频繁地相遇，英国老人虚构了“东方美人”五十年的生活与死亡的历史，后者却将五十年的经历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在五十年后，她终于可以与她思念与虚构的对象在现实中相遇的前夜，英国老人神奇地离开了她在其中苦苦地思念和虚构着的现实。她的去世也许代表着所有相遇的一种命运。
最后，薛忆沩又忍不住写到一个东京的少女在同一场战争的背景下与一名上海美术教师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