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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这支笔着实了得。他处处要写马二先生不看女人，却又处处写他看得十分仔细。
一入手，便道那西湖之上“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那竹篱茅舍也便罢了，金粉楼台里面不是女人却是什么。就像今天满街的洗头店、洗浴中心、洗脚店，进去的都是为了斋戒沐浴或讲求卫生么？不过，这还不能就断定马二先生看了女人，就像看到满街沐浴中心的人并不就知道里面怎么洗法一样。接下来写马二先生从茶室出来那段，就有点风光旖旎了：
“吃完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荫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鬟，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珮叮叮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
你看，树下系了几条船，船上几个女客，一个个怎样在换衣裳，脱了什么，换上什么，无不看得仔仔细细，连那头饰的光，佩饰的声都不曾放过，真是大饱了眼福。等到全看清楚了，却道他低着头、不敢仰视地走过去了。清人黄小田，读书至此，评道：“马二先生不看女子，此是记者之词。”实在是未体作者文心，也未体马二之心。
到了净慈寺，写的光景更奇。二道山门里两边廊上，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在这么个女人堆里，马二先生竟“捵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看到此处，不禁叫人想起盘丝洞濯垢泉中的猪八戒，化成鲇鱼在女妖裆中乱钻。但作者却道：“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着实令人绝倒。
无论是一种宗教或者是一种主义，当其初创之际，创立者大抵都以其思想的创造与人格的魅力啸聚信徒，组成一个以共同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团体。释迦牟尼初传道时，只有五位信徒，传道四年，有徒众千二百五十人；孔子也不过弟子三千。当这种宗教或主义还没有取得实际权力、甚至还在受迫害时，徒众大体都是理想主义者，律己较严，为了自己的信仰甘愿牺牲一切，因此也就渐渐得到大众的崇敬与拥护。待到这种宗教或主义取得了实际权力，为了分享权力与利益，大批徒众拥入团体，成员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而团体的领导集体也多因新老交替而变得愈来愈失去思想的原创力和人格的感召力，于是只能依靠信守教条和严格内部戒律来勉强维持表面的统一。
中国的儒家不是宗教，但因为儒家的理论成了官方的思想，学习儒家思想便成了官僚养成的必修科目。因此一时间一切想当官的，都成了儒家的信徒——孔子的门生。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当官，儒家的思想与理想只是他当官的门径，决不会真正去身体力行。所以头等圣人、次等圣人、三等圣人规定的种种清规戒律，他们从来不准备真正实行。这样，在团体内便生出了一批又一批言行分裂的两面派。两面派愈多，团体就愈腐败。而想维持这团体的人就会想出更多、更严厉的清规戒律。可惜，再严格的戒律也无法挽救这腐败的肌体，徒然使两面派更生出许许多多新的花样来。
马二先生生活的时代，是儒学已经衰微的时代。儒生们如周进、范进、王惠等等，都是些国贼禄蠹。像马二这样信守圣人教条的又偏偏当不了官。而种种严酷的戒律，非但不能使假道学有丝毫收敛，反而近于戕贼人性，使人无法实行。就说看女人吧。一个漂亮的女人走到面前，说不想多看几眼多半是矫情。有人回忆，陈毅同志曾经说，一个美丽的姑娘走过，我们的战士也会多看几眼的。我们的战士懂得美。这才是坦荡荡的胸怀。但那时的假道学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明代有位大官老爷叫丘浚，看到儒学禁不住男女之欲，竟作诗道：“丑却天下妇人面，正得世间君子心”。为了维系那些扭曲人性的教条，他竟要不惜毁灭天下女子美好的容颜。其心理之阴暗令人可怕。
马二先生虽然熟读圣贤，但心理尚未变态。他到了西湖，也想看看女人，这本是人之常情，并不是什么非法的事情。但是，他有惧于道学的教条，生怕人家说三道四。因此尽管心里想看，也偷偷地看了个饱，但还是要装出不看的样子。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构成了特有的滑稽。但从这里开始，他也渐渐可能成为口不应心的两面派的。吴敬梓大概已经感受到假道学的危害，所以他时不时会在《儒林外史》中向它掷去一柄投枪。马二游西湖，正是锋利的一柄，看官们切不要当作闲笔放过。
躺着读书（之三）
？ 陈 村
书屋品茗
第十篇
《音乐圣经》（上卷），林逸聪著，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99。00元。
这本有一百八十万字的工具书还仅仅是上卷，它的下卷在紧张编撰之中。前些天看到来上海主持《三联生活周刊》创刊四周年酒会的该书作者，他说眼下忙的就是这件事（此人本名朱伟，原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的文学编辑，被高人挖到《人民文学》杂志，谁知一出手搞了个著名的“一二期合刊事件”，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从此脱离文学界。现在是《三联生活周刊》《爱乐》《华夏》的主编。他编的杂志也很好看。此人是“编辑狂人”，为此宁可放弃创作。他过去的理想是“蓝登书屋”，出版最好的文学书籍，现在的理想就不知道他了）。
我常听听西洋的古典音乐，一直遗憾没本好用的工具书。我是不认识英文的，何况认识英文也不管用，音乐中的许多曲名是意大利文或法文、德文。有书就好多了。此书是到现在为止，我所见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完备的一本音乐曲目、CD版本的典籍。此书不便宜，但看了里面介绍的无穷无尽的好曲好片，更觉得自己寒酸。那么多那么多的动听的音乐，是天堂里才有的声音啊。
什么时候，此书能出个电子版？检索更方便。
《隐居的时代》王安忆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初版，18。50元。
这是王安忆最新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九短五中，共十四篇。
王安忆是个生在南京长在上海的作家。除了在淮河边插队落户和徐州的文工团生涯，以及短暂的出国访问，她一直在上海的西边静悄悄地生活。她过的是那种半隐居的日子，基本不去电视台电台露脸，不参加没什么意思的聚会，只在家读书、写作和看电视。
她的写作始于儿童文学，但很快就写起了成人。她的《雨，沙沙沙》曾是许多少女爱读的小说。她早期小说中的“雯雯系列”，是这代女性走过来的心理的见证。近年所写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以一个上海小姐的一生为线索，是她倾心倾力创作出的好书，有种可以留给以后的人读读的品性。她只写过较少的非虚构文字，也曾去复旦大学给学生开课讲过小说的技术。王安忆的写作总在变化，她是少有的不断提高自己的作家。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她是持续写出好小说时间最长的作家。有的人写着写着就重复自己了，写着写着就不见了，而她一直在那里，并一直在探求新的更合适的观念和手法。
我在刚写完的《长看王安忆》一文中说，“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辉煌，但没她的古朴。她就是那样，死心眼地在傻做，你能奈何她吗？”
其中的作品大多写于《长恨歌》之后。书中，可见到她对民间社会的关注，对不动声色的叙述的追求。过去的场景再次出现，并有了新的意义。那些日常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比泡沫般的幻影更为精彩。即便写那些比较时髦的题材，如《我爱比尔》中的异国恋，她也不会写得一览无余。她生性多思，下笔有分寸，讲究“刀功”。此书中的小说，和她往日的作品比，更加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