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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是所有张派传人中最得张爱玲神髓的。我没读过她的小说和散文，不敢妄断。在报上读到她的《长短句》，我认为她极有勇气。世上几乎没有出过女格言家，正如没有出过女哲学家。男人写格言的极多，但只有孔子、所罗门、葛拉西安、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利希滕贝格、尼采等极少数巨匠取得了成功。偶尔向自己的短处挑战是可贵的，但必须明白那是自己的短处，而切莫误以为是在发挥特长。许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竟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展览短处，结果反而误了最该发挥的长处。朱健国《王小波，可以这样挂镜子》（《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朱健国是近年文苑新战场上锋头甚健的骁将，整日价东征西讨，南骚北扰。文坛群殴，常为马前先锋；孤身搦战，也能全身而退。此等盗跖式流寇豪气，我赏之在寇，而不在其流。此篇对王小波进行非礼性质的语言骚扰，要求死者马上复活应战，其匪气十足倒是我欣赏的，但其观点之粗疏无文，却令我笑得差一点再次尸解飞升。朱先生的高论是，现代科学可以与古代伦理兼容。虽云不破不立，但能破能立的全能健将毕竟不多。我建议朱先生今后多花精力在颇为擅长的破的方面，至于立嘛，不妨偏劳学界坐寇。伊 沙《王朔的不良气味》（《八面来风》2000年第4期）
伊沙据说是个诗人吧？当然是他本人说的。他的所有文章、一切行为（与朋友喝酒、在座谈会上放炮、自说自话地给某人颁奖等等）都围绕一个主题：伊沙是大诗人。他的行为再次验证了我十年前的一个判断：想当中国的大诗人，必须先成为疯狂的活动家、死乞白赖的吹鼓手。由于他对当一名诗人有着狂热追求，再加诗思寡淡，言语无味，结果，他勒令自己的笔成为巴掌，不断在文坛上搧来搧去。这不，他又“胆大如鸡卵”地宣布：自己已成为中国十大值得批判的诗人了。不必说，批判大诗人伊沙的文章（二万五千字），只可能由被批判者本人动手。——哪天有闲，我倒真想写篇《文坛疯人院》玩玩。刘绍铭《寿则多辱》（《新民晚报》2000年2月24日）
刘绍铭是香港散文名家，不料为文竟粗疏至极，此文首句解题曰：“‘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令我大惊失色，立刻准备打版权官司。此语明明出自笔者的前世法身所著《庄子·天地》，为何被刘先生归于周氏名下？此语确曾“出”现于周氏名文《老年》，但周氏明确说引自日本兼好法师所著《徒然草》。吉田兼好也未曾宣布自铸伟词，而说“语云，寿则多辱”。今世中国作家，大抵不读中国经典，以致“五四”一代文化巨人长逝之后，不通中国文化之病，几乎成了时下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通病。刘洪波《契卡主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
当代中国一只可爱的牛虻，个人之力已抵得上一支青年近卫军。触角敏锐，八方邀战，说理透彻，斗志昂扬，文章骨血交融，议论切中时弊，读来能令人毛孔时舒时紧，情绪忽快忽闷。当代中国牛虻众多，“刘牛虻”是我最激赏的一只。他和有些牛虻（如伊沙）的区别是：“伊牛虻”让别人出血是为了替自己进补，“刘牛虻”给社会放血是为了帮人民去毒，目的不同，疗效自然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惟愿“刘牛虻”能保重身子骨，时刻铭记毛泽东的教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哉！刘漫流《失败是蓝色的》（《本世纪的未定稿》）
刘漫流在电脑前一坐，就会有一挂时空飞毯自动来到他脚下，助他远离嚣尘。“文坛”对于他就像完全不存在，因而诸如“文坛外高手”的评价，对他也全无意义。与他深爱的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他的写作也是追忆性的、“穴鸟”型的。他陶醉于在幽室里与众多域外高手过招斗法，传递机锋，比拚内力，黑暗中那无人知晓的粲然一笑，成了他自视最高的荣耀。他是在一种古典心情下写作的，读他的文章，因而也需要在体内召唤出该种心情。然而召唤谈何容易，所以刘漫流的寂寞，几乎无可改变。虽然这对于他未必是坏事，对我们时代又未必不是坏事。刘 墉《我不是教你诈》
这种类型的书，非老滑头莫办；而如果作者真是老滑头的话，又是肯定写不好的。能否斗胆将此命名为“刘墉悖论”？说不清刘墉的文章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反正他竟然从“悖论”中脱颖而出了。为了使青少年“被卖”后不至于“还在帮人数钞票”，他以全能教师爷的身份写了一本又一本书。说起来这也正是从事这一行工作的家伙（如美国卡耐基）的绝活，都有能耐大量批发人生格言。我有把握的只有两点：一、大哲学家绝对不敢从事这种买卖；二、人类天生长于制造格言，短于听从它。格言批发商若当真“世事洞明”，其居心就有点叵测了。伍立扬《文言、白话宜相安》（《文汇报》）
伍立扬的文字有一种鲜明的贵族倾向，他写作不为别的，似乎就为了证明自己秉承着一股高贵的“文言”血统。看不出他有多大见解，除了感觉到他是一位辛勤的读书郎外，也看不出他的别种真性情。让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贵族身份是多么了不起，看来构成他写作的全部冲动。该文字贵族身份，在语言破落户眼里虽然非同小可，但在一位训练有素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出拙穷之相。他热爱文言，却没能耐像陈四益先生那样写出活生生的文言，使的只是死文字。“文言、白话宜相安”，诚然，但请先从自已“安”起——话说回来，在目前这个作家文盲化的时代，多几位伍立扬实在不是坏事。他爱显摆就由他去罢。阿 城《威尼斯日记》
论风流蕴藉，顾盼生姿，阿城的文字堪称倾国倾城，最能见出文明古国的薰染之功，调教之力。这部韵味款款的闲笔之作，既有着《教坊记》《扬州画舫录》提供的“文化背景音乐”，又不时传来美国NBA总决赛制造出的现代声响，仿佛“布鲁斯”杂糅了“迪斯科”，贡多拉挨上了乌蓬船。由于心态无比自由，文章的作态也相应挥洒无羁，随机生发，著树成春，不入流而能水流无际，不讲究而能究尽中西。唉，文人最是这阿城好，令笔墨处处荡开。张 洁《醉也难不醉也难》（《新散文十二家代表作》）
张洁的文字，有着十足的女人味，既不小，也不大。是那种不知道如何称呼但想着又觉亲切的女人，不管叫她“阿姨”、“大嫂”还是“女士”（更别提“大娘”“大婶”了），都觉得不像。中国语言里好像真缺少那个词，方便我们见面时称呼。张洁的文章让人感觉她什么都明白一点，什么又都明白得不多。这欠明白的地方，便被她凑成了魅力，或者也就是她独特的“明白”。结尾她说：“这辈子怕是一次也醉不倒了。但我为什么又干了那许多像是喝醉酒的傻事呢？”——正是这类老于文字者的教科书式结尾。张继高《精致难》（《张继高散文》）
以“三不”原则（不出书，不教书，不上电视）驰名的台湾文化奇人张继高，曾被好事者轰传为“台湾第一才子”，其中自不乏文以人传的缘故。细玩之下，发现这位本该写出放荡奇文的怪客，命笔行文竟格外中规中矩。所以张继高的成就，八成在于见识而非文章，在于能说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还缺少精致——包括能够生产精致和享受精致的人”这样的妙论，而不在于身体力行地写出精致之文。横向比较一下，诸如“还没读过一本专门研究见识的专书”之类病句，余光中或董桥先生是宁死不为的。张默生《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此书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大部分传主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活生生的民间人物，如疯九、苗老爷、鸟王张、义仆等，另有义丐武训、怪杰吴秋辉等。虽然武训在“大批判”之后已尽人皆知，但当作者于三十年代撰著时却知者不多。即有知者，也必认为这些三教九流不配“宣付国史馆”。此书大旨，意为常人亦有懿德异行，芸芸众生不亚于大人先生。足见绝无腐儒偏见，颇具现代眼光。作者学养弘富豪阔，文笔摇曳多姿，读至痛快处，每欲浮一大白。我每当倦闻大人先生之高论，即读此书以舒愤懑，已不下三四过矣。肖开愚《论疾病》（《散文与人》第五集）
一望可知的诗人手笔，即使文前加一“论”字，即使“作为医生”“曾经在医院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