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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弑君”，自然属于“不仁”，所以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武王灭殷之后，天
下归周，于是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乃饿且死”。伯夷、叔齐二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赞美和推崇，称他
们是古之“贤人”。如孔子就说过，他们是“求仁得仁”；韩愈还特地写了
一篇《伯夷颂》，赞誉他们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
杰之士”。然而，毛泽东在赞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时，却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
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
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
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
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
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
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毛泽东说韩愈歌颂伯夷“是颂错了”，显然，他不但否定了伯夷，也
否定了韩愈写的《伯夷颂》。通过对伯夷和《伯夷颂》这个典故的批判，他
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毛泽东有时对某些典故经过加工改造，然后才予以运用，也属于批判性
地运用典故。唐代诗人工之涣《登鹤雀楼》一诗，其中有“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两句。其原义仅限于写景，是说登高才能望远。后人引申为，要
想使自己有更高的认识水平，只有经过更艰苦的努力。可是毛泽东却说过这
样一段话：一个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穷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楼，
然后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不愿下楼，也不愿上楼，“欲穷千里目”，天
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据福建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注重
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在运用王之涣的诗典时，竟然从“上楼”仿化出”
下楼”，从“更上一层楼”仿化出“必得先下楼”。这是说，搞调查研究的
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才
行。这样批判改造性地运用典故，更有他的独到之处。
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成语和典故的评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践古为今用文化方
针的典范。人们说，历史把毛译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
巨人，并且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可
以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位非职
业历史学家”却“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对中国史学
界的指导、推动、繁荣所起的作用，远比一位第一流史学家所起的作用大得
多”（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这个判断，无疑也是十分客观的。
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条重
要原因，就是他十分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典籍。据
萧三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介绍，他在读私塾时便很喜欢读《三
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杂书。他不但“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
而且对其中“许多人物事例都能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美国作家R·特
里尔也说，毛泽东在当学生读报时，“对每一则欧洲要闻——凡尔登，兴登
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
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评论‘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
问”（《毛泽东传》修订本）。他在二十四岁时（1917 年）写的《体育之研
究》一文，为了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就引述了《史记》、《论语》、《礼
记》、《庄子》等典籍中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人物和事实，其中有孔子善养
生、重射御，明代顾炎武、颜习斋等因注意锻炼身体而长寿，孔子的弟子颜
回、汉代贾谊、唐代王勃和卢照邻虽有才华，却因体弱多病而早逝，等等。
据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等文章或书籍介绍，晚年的毛泽东个人藏书有数万
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书籍都有很大数量，但
其中史学书籍占有较大比重。当然，毛泽东虽然喜欢历史和典籍，但他并不
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而是善于结合实际，并且能够作到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
这也是他能够做到古为今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风趣性的特点及其技巧
毛泽东语言的风趣性十足。所谓风趣性，就是幽默性或谈谐性。文章和
讲话中一旦有了风趣性，生动性便随之而生。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
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
心集》）。毛泽东有许多话，其中说给人民的，能使人们有时会心一笑，有
时忍俊不禁；指向敌人的，能使人们有时捧腹喷饭，有时啼笑皆非。延安时
期，有一次毛泽东作讲演，外面天要下雨，台下有些骚动，这时他蹙着眉头
说：“嗯，天老爷又想跟我们作对了！”然后他转着脖子瞧了半天，突然坚
决地说：“不怕，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抵抗它！”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自
然谁也不再注意外面下雨了（据白危《毛泽东印像》）。其中可笑的关键处
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是大词小用，属于降用法。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坚强的毅力”的意思。这一降用，把具有重大
含义的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界中的平凡事物（雨）这两个似乎毫
无联系的概念结合到一起，于是便创造出极风趣的语言。这是对人民群众讲
的风趣性语言。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去了中国任
何人的信任时，毛泽东写道：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之外，
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
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
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别了，司
徒雷登》）
这段话主要是运用摹状法，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败、失望、失去信任后不
得不离开中国的颓丧神态和行为勾勒得栩栩传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特
别是成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使用，更是神来之笔，令人开心。
从上文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运用的风越性至少有两种：一
种是正面性风趣，一种是反面性风趣。正面性风趣一般是针对同志和朋友说
的开心话，表现出他对人民群众的友好情意，有时含义也比较深刻；反面性
风趣，则是针对敌人和人民内部假恶丑性质的人或事物所作的批驳和否定。
反面性风趣实际上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讽刺。
1。正面性风趣
请看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述创立根据地经济
条件时的一段话：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即都有
极大的广泛性——引者）。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
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
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
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
这段话本来是谈建立根据地经济条件的问题，却扯到了在沙漠里有没有
“中国人”和“敌人”及能不能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很是风趣。这种风趣
是否有必要呢？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但仔细想来，也有必要。它是一
种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是说除了没有人（或中国人，或敌人）的沙漠即没
有经济活动以外的一切地区都应该建立根据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
有意的强调。这种情况的风趣，在其他的某些正式讲话中也出现过。例如，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反对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