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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语言技巧-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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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
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
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
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
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
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
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
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
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
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
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
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
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
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
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
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
“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
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
“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
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
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
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
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
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
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
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
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
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
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
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
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
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
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
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
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
“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
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
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
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
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
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
“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
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
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
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
(《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
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
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本义应是“接连不断、迫不及待
地讲”,可一用“喷”,则增强了形象性:国民党反动分子们破口大骂、唾
沫四溅之状如在目前,从而增强了厌恶之情。

鲁迅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
文人相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而同敌人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
的一生。由于他既能“杀”、能“憎”,又能“生”、能“爱”,所以他才
能使语言有血有肉,色彩鲜明。这也是他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
作用的原因之一。

6。短句与长句的运用
这里所说的长句,一般是指字数较多、中间又不加逗号、句号、问号和
叹号的句子;相反,这里所说的短句,不仅字数较少,又用逗号、句号、问
号和叹号断开的句子。

为了使语言更具有鲜明性,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尽可能运用短句而
少运用长句。特别是他的讲话(包括演说、报告、谈话等),更是如此。请
看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
(指不久前,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出动38,000 人,我们出动31,000 人,
消灭敌军35,000 人——引者),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
很好,“争”得很好。。。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
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
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


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
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
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
要打仗。(《关于重庆谈判》)

这段话是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两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回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最长的句子是十二三
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三个字。这样的短句显得简明、畅达,无论是读和听,
都容易使人感到轻松、省力;而长句则不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运用长句。比如在较为庄重、严肃的学术论
文和对敌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中,他就常常使用长句。不过,在运用长句的时
候,他也总是使之更为明了顺畅。做法有三种,第一,在行文过程中,只有
当读者或听众能够容易理解的情况下,他才运用长句。第二种做法是,对于
长句,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能逗则逗,尽可能使长句化成形式上的若干短
句。例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有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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