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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看，他把全体党员划分为三部分：坚定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
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者（《反
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以上是对实体性总体事物的分类。关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的分类，请看
下面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
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译东在确定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之前，考虑到了古今社会中所有
的人们对于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的认识，把它们分为上述三种情况，在这样
清楚分类的前提下，才能判断出哪种认识最正确。其他如把官僚主义现象划
分为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和命令主义现象两种（《必须注意经济工
作》），等等，也属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或问题的分类。
毛泽东对事物或问题的分类，非常灵活，他往往能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
例如：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
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关于
“三反”“五反”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把“五反”运动中执行对工商户违法处理的基本原则划分为五
项，但角度不同：“过去从宽，现在从严”，是从时间角度讲的；“多数从
宽，少数从严”，是从数量角度讲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从态度
角度讲的；“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是从一般行业角度讲的；“酱通商业
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是从行业性质角度讲的。这种多角度地划分事物或
问题的作法更为可取。
分解法。对于整体性（不是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
切割或解剖为若干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分解法。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有时
间发展过程，毛泽东则把它们划分为若干阶段。如对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
动”，他就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
变、义和团运动、卒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十几个阶段；对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1940 年时
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 年到1921 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
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1921 年到1927 年以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
战争为标志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1927 年到1937 年以“新的时期”为标志
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 年到1940 年以抗日战争为标志的三年（《新民
主主义论》）。
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没有时间性，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划分为若干侧
面，如论述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他就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新民主主义论》）；但更多的时候，是把某些事物或问题划分为性质
（含特点）、作用（含影响）、任务、作法（含政策、办法等）。这些分解
法的运用，属于人们常用的方法，可以不必赘述。
毛泽东运用内部结构分析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对事物或问题
无论进行分类或分解都很全面，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遗漏。例如，抗日战争
时期，统一战线建立，但国民党仍然专权，毛泽东就提出，对统一战线要执
行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方针：有时应是“先斩后奏”，有时应是“先奏后
斩”，有时应是“斩而不奏”，有时则应是“不斩不奏”（《统一战线中的
独立自主问题》）。又如，学习指导战争的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总体性
的战略问题，它究竟有哪些方面？这是个“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
想才能懂得”的“更高级的东西”，所以如果不仔细思考，就会有所遗漏。
然而毛泽东竟能把这个整体性问题的具体情况一口气列出39 个之多（参见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的头脑是何等致密，
实在令人惊叹。
另外，毛泽东在对事物或问题只划分为两种对立情况之后，如果还可能
有第三种情况，他就尽可能地找到它。如1957 年毛泽东把1956 年全国农业
地区划分为三种：丰收地区、重灾区、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地区（《在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灾而不重或收而不丰的地区，就属于
中间状态的第三种情况。这种中间状态的情况往往还比较容易确认，有时某
些具体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辨析得出来的。例如，1951 年镇压反革命执
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情况有两种明显的情况：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正确
的；没有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错误的。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一般
人对此很容易忽略而不再加以考虑；而毛泽东不但指出了上述两种情况，还
指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大体上遵照群众路线，但没有完全遵
照群众路线的，这是大体上正确，但不是完全正确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
行党的群众路线》）。其他诸如，他把人不但划分为“完全革命派”和“反
革命派”，而且还划分有“口头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把
爱国主义不但划分为“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还划分有“半真半
假、动摇的爱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0 页），等等，都属
于这种情况。由于能够这样做，所以使得他所作的具体分析更为全面。
第二，毛泽东根据需要，对事物或问题的划分，能分则分，尽量使类别
更细更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25 年12 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
分，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划分为若干阶级，又把每个阶级划分为若干阶层，
再把每个阶层划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例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他又
划分出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三个阶层；对小知识阶层，他又划
分为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六个更小
的部分。他还从经济生活状况的另一角度，把小资产阶级划分为有余钱剩米
的、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关
于抗日战争一般方针的划分，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抗日战争的一般方针（即
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又把这个总方针划分为若干具体方针：在战略防
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
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在战略反攻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论持久战》）。在论述这些
具体方针时，又涉及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于是又从“主动性、灵活性、计
划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在分析“灵活性”时，又把它分为“时机、地点、
部队”三个“关节”加以论述，论述“时机”这个“关节”时，又涉及到了
“审时度势”的问题，于是又把这个“势”分为“敌势、我势、地势”三项
（《论持久战》）。这样的分析，有如剥葱，层层深入。
第三，毛泽东常常把分类法和分解法结合起来运用：或者对分类后的对
象再行分解；或者对分解后的对象再行分类。例如，毛泽东把“中国革命”
先分解为中国革命的过程（即“一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对象、任务、动
力、性质、前途等项内容，然后对每一项内容又划分为若干种具体内容（《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先分解，后分类。而对中国所有的人们先行
分类，划分为若干阶级，然后对每一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量、收入、
剥削、革命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别阐述，这是先分类，后分解（《中国社会各
阶级的分析》）。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分析法与辩证分
析法，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所谓具体分析，实际上也
就是辩证分析，它也是把事物或问题看作是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才把它们分开进行评述。
鲜明篇
明如曰月朗照乾坤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
真理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