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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
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
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为什么在通俗性上要有这样大的差异呢？这是
因为，前者只是为了一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学
习；而后者原是为了直接指导实践活动，在指导1963—1966 年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而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为了武装全中国的农民和到农村
去开展社教运动的各级干部（农村工作队员）们的头脑，以便顺利开展社教
运动。而这些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这就不能不写得更通俗
一些。
2。通俗性的形式
毛泽东语言风格的通俗性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用浅近的道理阐述深奥
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浅出。二，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即俗语。
所谓俗语，接近于某些语法书中所说的“熟语”，但它又与“熟语”不同。
说“接近”，是说俗语也包括“熟语”中的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
说不同，它不包括“熟语”中所包括的成语，但它包括“熟语”中所不包括
的群众经常使用的一般性的口语。三，尽量多地运用设问的形式，有问有答。
关于设问，我们将在后面的“设问法”一节中详述，下面仅就深入浅出、一
般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等六种情况加以具体评述。
①深入浅出
毛泽东语言的深入浅出，又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用极浅近的事理阐述
深奥的事理；二是用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三是有限制
地使用文言，必要时，要对文言作解释和交代。
首先，毛泽东很善于对某些深奥的事理作极为浅近的阐述。这种做法很
多，其中包括运用比喻、引用等，这些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评述。此外，
他还善于通过生活中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来阐述复杂的问题。他用鸡蛋能转
化为鸡，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这个事理说明矛盾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
外因（参见《矛盾论》》。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议论，有谁还能不理解矛盾转
化的道理呢？再如，阐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手段”这一问题时，毛泽东
这样说：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
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
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铜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
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论持久战》）
你看，这里用来议论的材料，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尽人皆知的常事、
常理，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的。
有时，在说明某一问题或道理之前，毛泽东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们
引出来，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对该问题或该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
讲话中批评某些同志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现象，但他并不立刻进行批评，
而是先说了这样几句话：
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
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人人都长着眼睛，他还要问；眼睛里的水叫眼泪，他也要作解释，岂非多此
二举？不，这是用极浅近的事理引出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问题，这样做，
会收到引起读者或听众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时，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阐述的问题或道理，而是
在阐述完那个问题或道理之后，再把它引申到某个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讲
话中，他要求人们注意片面性问题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有很多经验，
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
了这一面的话，没听到那一面的话。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然而他又接着说：
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更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
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它们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
朵听那一面（《时局及其他问题》）。本来是谈片面性问题，却扯到了人为
什么长两只耳朵这个常识上，而且还要人们“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没有
什么大的必要，但这样一引申，把片面性问题与这个常识联系起来，确实耐
人深思，从而加深人们对片面性问题的理解。
其次，用极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
毛泽东不用或尽量少用理论层次较高的术语和概念，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
他也都设法使之化难为易。对于那些高难度的术语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说
明，势必造成晦涩难懂的语言现象。毛泽东在1954 年12 月28 日《致李达》
的信中，“建议”李达“在再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
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
泽东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
中，就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造成敌人的“错觉”、“不
意”，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对“歼灭”、“歼灭性打击”之类的术
语和概念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对“灵活性”、“歼灭”和“歼灭性打击”
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
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
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关于情况的通报》）
这些术语和概念，经作者这样一解释，读者对它们自然会有明确的认识，增
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对全篇的内容也就不会产生障碍或疑点了。
最后，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对难懂的文言词语作必要的解释或交代。从
总体上讲，文言是已经过了时的古代语言，即使是在古代，许多文言也未曾
被人民群众彻底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全面熟练地运用了。但是，客观地说，
恰当而少量地和有选择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往往也给文章和讲话增加力量
和光彩。因此，毛泽东对文言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来，他是能够
很熟练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风”，年轻时也曾在
“心理上”“倾向于古文形式”；在延安时，他还曾对斯诺说过，“如果需
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特里尔《毛泽东传》）。这
一点是事实，从他早年写的和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文言体裁的文章，
以及用文言写的一些书信，就是明证。尤其是1936 年9 月12 日《致蔡元培》、
1936 年12 月1 日《致蒋介石》（《毛泽东书信选集》）、1940 年2 月1 日
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写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章更为出色。从
这些文章和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文言功底深厚，颇具文采。其中《致蔡元培》
一信，外柔而实刚，辞切而意深，分寸得体，堪称妙文；《致蒋介石》一信，
“立马陈词”，分说利害，晓以大义，有如重雷轰顶，可称传世之作；《向
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持之有据，义正词严，几可与骆宾王《伐武墨檄》
媲美。
然而，毛泽东严格地控制使用文言写作，除了他早年写的文章以外，只
有以下几种情况，他才偶用文言。一种情况是，给懂文言的人写信时，他常
用文言，有时文白相间，有时通篇使用，如上面提到的《致蔡元培》、《致
蒋介石》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收入了不少文言书信；另一种情况
是，只有用十分严肃的文体（如通电、布告等）写作时，才偶尔使用文言，
有时也可以通篇使用文言写作，如上面提到的那篇通电，还有《陕甘宁边区
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就是通篇使用文言写作的。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在一般白话文章和讲话中偶尔片言只语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或文言句
式。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下面我们专门谈一谈这个问题。
先请看下面两则例子。
例一：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