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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相应地油然而生。102——其实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为了社会主人翁之后，才产生了真正的爱国主义概念。——道理确实很简单，之所以“爱国”，是因为“国家”是“我们”的。（梁启超说：“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
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是：“爱国”的前提不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我生在这个国家”，而是，并且扎扎实实地是：“国家是我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种传统的逻辑结构是否成立，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想像成一道简单的逻辑试题：
因为：我生在熊国；
所以：我爱熊国，我以我是熊国的一员为荣。
问：以下哪项中的推理与题干的推理最为类似？
A）因为：我是我妈妈生的；
所以：我爱我妈妈，我以我是我妈妈的儿子为荣。
B）因为：我生在熊村；
所以：我爱熊村，我以我是熊村的一员为荣。
呵呵，别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设想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少年，爸爸是龟公，妈妈是老鸨，还有两个哥哥，既做龟公，又兼贩毒和拐卖人口，那么，这位少年“不爱”他这个家，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呢？而后，如果这位少年拒绝继承家族事业，毅然离家出走，在另外一处地方谋得了一份正当职业，开始了一番积极奋斗，那么，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呢？他又是否可以“不以”自己的家庭为自豪呢？或者说，如果这位少年生在一处穷山恶水的地方，身边的人不是流氓就是恶霸，那么，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去追求阳光明媚的生活，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呢？他是否可以“不爱”自己的家乡呢？他又是否可以“不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呢？——这些问题是否都过于简单以至于根本就算不得问题呢？那么，把这个逻辑扩展一下却又为什么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来呢？
好啦，现在再回到上面那个选择题。答案A显然是错的，因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具可比性，而且，即便承认这个可比性，一位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妈妈和一位有几千万、乃至几亿孩子的妈妈也是不具可比性的。如果换个角度，以梁启超的“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来衡量，并且接受“妈妈和孩子”这一拟人手法的话，那么，答案A显然把母子的关系搞颠倒了，正确的关系是：“我们”才是妈妈，“国家”才是孩子。
所以，用现代语言来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和“祖国啊，我亲爱的妈妈”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表述成立的话，那么，“祖国啊，我亲爱的妈妈”就必然不能成立，反之亦然。
答案B像是正解，“因为：我生在熊家；所以：我爱熊家，我以我是熊家的一员为荣”和“因为：我生在熊国；所以：我爱熊国，我以我是熊国的一员为荣”这两句话在逻辑结构上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是完全具有可比性的。
但是，“我生在熊家，所以……”这个逻辑在道德上想来是多数人不会认可的——当初有秦姓子弟瞻仰岳飞庙，写下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生在哪里，也许不一定就必须要爱那里、要以那里为荣，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时代，有多少有志青年都是以反叛家庭/家族为荣的。小鱼儿是在恶人谷长大的，身边全是天下间最顶尖的坏蛋，小鱼儿不但不会以恶人谷的出身为荣，相反，这小子出淤泥而不染，闯荡江湖靠的全是自己的正直、善良和聪明。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他大可以以自己的正直、善良和聪明为荣，相反，如果一个人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满嘴不离自己显赫的家谱，想来没人会喜欢这样的家伙吧？——这个道理肯定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可的，那么，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逻辑，换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呢？103
还得说梁启超的判断准确：“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问题的是与非，症结全在这里。搞清了这层道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周朝人的思想、行为和秦汉之后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我们才能理解春秋时代原汁原味的“春秋大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才能思考为什么《公羊传》在这里会褒奖季友。
有人可能还会问：“那春秋时代不是还有‘大义灭亲’的壮举么？”——不错，的确是有，等我们后文遇到的时候再仔细分析，现在只是要把重点放在这个“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上面。可是，季友真的就这么放过庆父了吗？
不是的。董仲舒认为，季友的“追”虽然故意磨蹭以体现“亲亲之道”，但已经明确表露了杀意。后来，作为政治流亡分子的庆父看到大势已去，准备认罪投降，看来是想争取一个“坦白从宽”，以甘愿回国受审为条件，以换得一个免除死刑的宽大待遇，但季友就是不松口，最后逼得庆父自缢而死。
季友为什么不松口呢？如果答应了庆父，不是正符合了“亲亲之道”吗？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也许季友是为了国内政权的稳定吧，如果真的审判庆父，庆父当初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同党们不知道又会搞出什么动静来呢，这一案也不知道会牵连多少人呢。
庆父就这么在国外自杀了，这也许是一个最为“政治正确”的结局吧？——是的，这样的结局也许对各方面的人马都有好处，只除了那些无辜的、也不可能再跳出来为自己喊冤的死者。
再稍微说两句后话：庆父、季友，还有那个被季友杀死的叔牙，他们和鲁庄公都是兄弟关系，后来，庆父的后人建立宗族，号为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季友的后人就是季孙氏，叔牙的后人就是叔孙氏，又因为庆父这哥儿几个都是鲁桓公的儿子，所以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便被合称为“三桓”。读过《论语》的朋友应该对“三桓”印象很深，尤其是那个季孙氏，《论语》里边著名的“季氏将伐颛臾”和“八佾舞于庭”，都是说的季孙氏。（这个说法在古代经师那里也是有争议的，暂不细表。至于姓和氏都是怎么回事，详见《孟子他说》。）
下面再来动一回脑筋，《春秋经·闵公二年》是这样记载的：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娄。公子庆父出奔莒。
我们只看最后一句：“公子庆父出奔莒”，这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庆父见势不妙，逃往莒（ju…3）国”，这之后就是季友回国，拥立了鲁僖公。那么，从这句话里你能看出什么“微言大义”来吗？
这句话曾经给历代经学大师们造成过极大的困扰，我先提示一下，前文刚刚讲过“齐人执陈辕涛涂”，《公羊传》抓住“齐人”的“人”字大做文章，说孔子不写“齐侯”而写“齐人”是批评齐桓公不地道。《公羊传》的这个解释历来都没有太大的疑议。好啦，我们把“齐人执陈辕涛涂”和现在这个“公子庆父出奔莒”联系在一起来看，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吗？
是呀，既然齐桓公做了错事就不再是“齐侯”而是“齐人”，那庆父做的事可比齐桓公要坏上无数倍呀，怎么也应该叫他作“庆父反动派”之类的才对，可为什么还是叫他“公子庆父”呢，这不明明是一个尊称吗？——清代的官版权威《春秋公羊传注疏》有过一个解释，说：庆父罪大恶极，但《春秋经》还是称他“公子”，可见《春秋经》的褒贬并不是体现在爵号、名字、日期这类细小地方，有人做了坏事，《春秋经》如实把坏事记录下来，这不就是褒贬吗？104
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解释，真要这么说，《公羊传》的权威就大可怀疑了，“微言大义”一说也好像有点儿站不住脚了。嗯，真是这样吗？
第二个问题：这个“春秋大义”里的“缓追逸贼，亲亲之道”虽然在宗法社会讲得通，可在进入专制社会之后难道就不被批判吗？皇权会容得下这个道理吗？对弑君逆贼不诛九族就算开恩了，还什么“缓追逸贼”，哪有这等道理！是呀，既然如此，专制意识形态下饱受浸染的那些知识分子们难道看着这条“春秋大义”就不觉得别扭吗？
——确实觉得别扭。简单举两个例子：这个“缓追逸贼，亲亲之道”的说法还曾被《榖梁传》用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105事情虽然不同，道理讲的却是和《公羊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