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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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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福格《听雨丛谈》:一曰:今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所习本经四道,而本经可以出题者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后,少年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余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礼记》、《内则》。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人才,有甚于咸阳所坑者也。
    417 比如'清'顾炎武《日知录》:“秦之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盩。”
    418 于吉的故事也有另外的说法,他也许当真做过什么的——毛主席在1958年写的《对〈张鲁传〉评注》里说:“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而当时的动荡背景是(仍据此文):“汉末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那是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419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于《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既贵一尊矣,然当时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为不一于他而独一于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虽有大同之义、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闻者盖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此其三。
    420 景耀月《读史感言》
    421 区别黄老与老庄的早有其人,清代魏源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精辟之见:“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见于《庄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见于《灵枢经》黄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训》,其于六经也近于《易》。其末章欲得小国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国天下治家国天下,则其辄言天下无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驰也。”(魏源《老子本义序》,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53页)
    422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胡适文集》第6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引文见第638页)
    423 '清'魏源《老子本义》(载《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55页》)
    424 白寿彝《民俗学和历史学》(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引文见该书第134页。)引文中的“封建社会”意思和本文所用的不同。
    425 张岱年:《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收录于《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引文见第390页。)
    426 详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427 《史记·礼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
    428 《金史·世宗本纪上》:上谓皇太子曰:“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纯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昔唐太宗谓其子高宗曰:‘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如辽之海滨王,以国人爱其子,嫉而杀之,此何理也。子为众爱,愈为美事,所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绩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
    429 《金史·世宗本纪下》:丙子,次永清县。有移剌余里也者,契丹人也,隶虞王猛安,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庐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皆曰:“是嫡母也,我辈独不当守坟墓乎?”于是,亦更宿焉,三岁如一。上因猎,过而闻之,赐钱五百贯,仍令县官积钱于市,以示县民,然后给之,以为孝子之劝。
    430 '元'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文忠公凌川文集》卷三。
    431 '美'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39页)。张光直引傅斯年的段落是:“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止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大皥、少皥,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夏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斗争。”下面是张光直的话:“商人,傅斯年认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亡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 夷夏对立的文献中,商人显然是一个夷人城邦,它在整个夏代统治期间始终保持一定的政治地位。”
    商的来历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大体有东、西、北三说,现在来看,东来说比较占了优势,详细论述参看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四章第四节。
    432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版,第14页):“种族问题,在古代也闹得很厉害。殷商王朝,封建亲属子弟或王朝公卿为侯为亚,对于外族则例成为‘方’,土方、……马方、鬼方,多少涵有种族的歧视意味。周人伐商,例称商人为‘戎商’,为‘夷商’,而称楚人为‘荆蛮’,称徐人为淮夷,种族的歧视,一如蒙古帝国歧视契丹、女真为‘汉人’,卑视宋人为‘南人’……”——看来连“汉人”都曾是种族歧视的称呼呀!
    433 '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0章
    434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5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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