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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新唐书·孝友传》：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有诏减死。
47 《史记·酷吏列传》：“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着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
《汉书·张汤传》：“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平亭疑法奏谳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师古曰：亭，均也，调也。言平均疑法及为谳疑奏之。《补注》：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王念孙曰：《北堂书钞》、《御览》引《汉书》皆有事字，《史记》、《通典》同。颜云为谳疑奏之，则所见本无事字。先谦曰：亭即平也，此平字衍文，师古所见本多平字，就为之说，实则亭训均调，平亦均调，并无异诂也，《史记》无平字是。《集解》引李奇曰：亭，平也，此李说多亦字，明师古妄加以右己说。谳，白也，请也。
“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补注》：王念孙曰：下奏字涉上奏字而衍，《史记》作“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则无下奏字明矣。旧本《北堂书钞·设官部五》（陈禹谟本依俗本加奏字），《御览·职官部二十九》引《汉书》皆无下奏字。《通典·职官七》同，奏谳疑乃启下之词，非承上之词，颜连上文平亭疑法释之，非也。
《淮南子集释》：“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俞樾云：《说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义。故《文选·谢灵运初去郡诗》注引苍颉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释名·释言语》曰：“亭，定也，定于所在也。”五味亭矣，犹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证也。高注曰：“亭，平也。”于义转迂。
向宗鲁云：平亦定也，不必词费。
《文子·原道》：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
48＇美＇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毕健康、戴龙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6－37页）
49《公羊传·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公羊传·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辙，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辙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辙？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辙。然则辙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50《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以病免，终于家。京师纪之。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知识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
51《汉书·萧望之传》：三年，代丙吉为御史大夫。五凤中匈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问望之计策，望之对曰：“《春秋》恶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未终奉约，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后竟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
52＇清＇惠栋《九曜斋笔记》“经术饰吏事”条：“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
“经术”条：“潜邱语：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
53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序：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解云：……“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灭纪……若其常义，则诸侯不得擅灭诸侯……故曰“非常异义”也。
54《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后来南宋要打金国、恢复中原，论者也多持这个理由。明代“三大案”，王之寀又把这一番“春秋大义”用在了宫廷政治上面：“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见《明史·王之寀传》）有趣的是，“红丸案”一般除了这里适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这则大义之外，更适合“许世子进药”，详见下文。
55有趣的是，朱熹以一代儒宗之尊，却没有写下什么关于《春秋》的著作。清代汪绂《春秋集传》自序里说：“《春秋》为朱子所难言，予小子何堪僭妄。”这样讲来，《春秋》就连朱熹都觉得很难，汪绂自知比不了朱熹，所以虽然写了《春秋集传》，却赶紧得谦虚一下“予小子何堪僭妄”，我呢，水平又远低于汪绂，可谦虚的话却都被汪绂说到家了，难啊！^_^
56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录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第264－265页）。
57见于《艺文类聚》引纬书《孝经钩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这话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后两句当中，“商”指子夏，“参”指曾参，说这两人分别是《春秋》和《孝经》的嫡系传人。——我们虽然不必当真，古人却有不少当真的，比如汉代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何休注《公羊传》序）
58＇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