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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比之曰：今世家长杀雇工非道，视此文。凡臣民不得仇天子，得仇天子之臣；不得仇天子执法之大臣，得仇天子之谗臣，齐襄公是也。故比之曰：今世设有三法司枉挠人命，视此文。
25康定二年，王安石经过胥山，见伍子胥的祠庙依然香火旺盛，很是感慨，认为个中原因有二：一是是伍子胥的气节感动后世，二是伍子胥的遗爱仍在吴地。王安石于是写了一篇《伍子胥庙记》，盛赞先贤。——但我们仍要记住一点：王安石在北宋可是个大另类，他写昭君出塞的诗里有“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饱受卫道士们的恶骂。
《伍子胥庙记》：“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岂不壮哉！及其危疑之际，能自慷慨不顾万死，毕谏于所事，此其志与夫自恕以偷一时之利者异也。孔子论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属，苟志于善而有补于当世者，咸不废也。然则子胥之义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过所谓胥山者，周行庙庭，叹吴亡千有余年。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子胥之祠不徙不绝，何其盛也！岂独神之事吴之所兴，盖亦子胥之节有以动后世，而爱尤在于吴也。后九年，乐安蒋公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与为铭也。烈烈子胥，发节穷逋。遂为册巨，奋不图躯。谏合谋行，隆隆之吴。厥废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则有余。胥山之巅，殿屋渠渠。千载之词，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劝而趋。维忠肆怀，维孝肆孚。我铭祠庭，示后不诬。”
——后世对伍子胥推崇备至的人非常之多，又如苏轼曾在诗中写道：“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甚至视伍子胥为江南第一名人，把他排在了孙权和周瑜之前。
26＇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218页）
27＇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五章）
28经籍当中很少有确定不移的解释，关于“吴子”的另外一种说法听上去也很有道理：“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马迁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自兹已降，论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唐＇刘知几《史通·称谓》）从这里看来，孔子比司马迁更加“政治上正确”。
29先举个质疑之说好了。＇明＇周统/撰，＇清＇周梦龄、周毓龄/增辑：《春秋三传通经合纂》周梦龄、周毓龄跋：“宋吕朴向论《春秋》家穿凿之患有二：一以日月为褒贬，一以名称爵号为褒贬。盖日月，史有详略，闵僖以为时远，册多脱漏；文宣以后为时近，事可据实。又赴告亦有详略，皆难拘为定例也。至于名称爵号，各随事之大小详略而书之，如谓书爵为褒，彼同一楚子伐郑，在宣四年则谓书爵以予之，在宣九年乃谓书爵见其暴陵中华。一褒一贬何又相悬也？”
30熊逸：《孟子他说》第一册：所谓封建，天子分封诸侯国，这是一种大封建，还有一种小封建，就是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地盘里也像天子分封自己一样地拿出地盘来分封给贵族们，而被分封的贵族们和诸侯国国君之间的关系与诸侯国国君和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贵族们也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诸侯打仗的时候，贵族们要带着自己的私人军队出征，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时候呢，诸侯们对天子不大恭敬了，开始有僭越的举动了，同样地，贵族们对诸侯也不大恭敬了，也开始僭越了。而正如同大的诸侯有实力轻视周天子一样，大的贵族家族也有实力来轻视诸侯，所以孟子才会说那句“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个“家”，既不是我们现代人一夫一妻一小孩的家，也不是以前什么四世同堂之类的家，而是贵族的大型家族，有领地，有军队，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封建封建，是分封制的社会体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贵族，诸侯和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才是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了。秦朝之后，历代政权基本上一直延续着郡县制的政治体制，虽然也曾经陆续有过分封，但都是以郡县体制做为主体的。而秦朝之前，虽然也有郡县制，但那都是零敲碎打，而且，那时的郡县，其实质和秦以后的郡县也很不一样，社会制度的主体还是分封制。所以，比较准确的表达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所以呢，要说什么封建社会的历史包袱，秦、汉之际的人的确还有这个包袱，而在现代，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的身上，早就没有这个包袱了。——可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身上的包袱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包袱，那又是什么包袱呢？
答案是：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的包袱。
31《史记·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3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221－222页）。该书这一节的小标题是“儒教的和平主义本质”，是说儒教的和平主义特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升级，从孔子提倡复仇发展到乾隆皇帝的“唯使生灵免遭涂炭者可治天下”，这是“统一帝国发展的最终产物”。这像是在说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并不那么“和平”，但韦伯又在注释里提到了“据说孔子本人声称不懂军事事务（《论语·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在我看来，孔子思想保留着一些部族时代的古老习俗观念，这也许是对他之所以赞成血亲复仇的一个合理解释。
33“中庸之道”大概要算是儒家概念中被误解最深的一个。对这个问题可以参看我的《周易江湖》：“庸”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是“常”、“平常”，如果说我“庸言之信”，那就是说，我这个人平常一贯说话都很靠谱，很有分寸，从来都不忽悠谁。
“庸”字后来才有了“平凡”的引申意，大家可别以为这个意思是一开始就有的。
如果好好看看“四书”，我们会发现“中庸”这个概念和我们望文生义想当然的那个意思完全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真正孔子讲的“中庸”和我们平日里认为的“中庸”恰恰能构成一对反义词。
“中庸”本来是儒家修身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过头，也无不及，还有，坚持原则，自己有主心骨，不管潮流怎么变，不管生活怎么苦，也会坚持原则不动摇；“庸”就是一贯如此，好比实事求是是一个人的原则，那他无论在哪里都会实事求是，面对鲜花和掌声他会实事求是，脖子上架着钢刀他一样会实事求是。所以，中庸的人是伟大的人，在社会上根本是凤毛麟角的，孟子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真正的“中庸”。……我们平日里说的“中庸”其实在孔子眼里根本就是“乡愿”，这种人是他老人家最最深恶痛绝的。孔子如果知道两千多年后的中华儿女普遍把他最推崇的“中庸之道”当成了他最痛恨的“乡愿”，这得是什么心情啊！
34简单来说，《周礼》很可能是河间献王刘德在汉景帝时代从民间搜罗来的古书，是经典当中最为晚出的一部，内容从字面上看是周公制定的政治制度，但真相是否如此，历来争议很大：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有人说它是乌托邦式的，直到现在，对作者和成书时间还是搞不清楚。
35＇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