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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这一早起，发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咦，怎么有不少将士大清早的就往于吉那儿聚啊，他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啊？！
孙策不干了，抓了于吉，大骂道：“现在天旱不雨，道路难行，恐怕不能按时渡江，所以我这个当领导的天天都起大早，操碎了心啊。可是你，你你你，不但不为我分忧，反倒像个没事人似的，装神弄鬼，涣散我的军心，我我我，我今天非得杀了你不可！”
孙策着人把于吉绑在烈日底下，让他祈雨，如果到中午能下雨就赦免他。——这可真是难为于吉，前文讲过，祈雨可是个技术活儿，要有一大堆材料、一大群人和一大套仪式，而且也没有短短半天工夫就可以奏效的。董仲舒称得上是西汉祈雨第一人，可就算把他绑在这儿，给他仅仅半天时间，八成董仲舒也难逃一死。
可于吉还真有两下子，没多一会儿，烈日当空就变成阴云密布了，等到中午时分，果然天降大雨。将士们都很高兴，为于吉担了半天的心现在总算放下来了。可谁都没想到的是，孙策没守诺言，还是把于吉给杀了。将士们都很难过，在船上收拾好于吉的尸体。可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到了夜里，突然有一朵怪云覆盖住于吉的尸体，等第二天早上大家去看，那尸体却踪迹全无！
孙策杀了于吉之后，每当独坐的时候就恍惚看到于吉，搞得自己有些精神失常。后来孙策被人行刺，负了伤，揽镜自照的时候却在镜子里看见了于吉，惊回头看却寂然无人，再看镜子却又看见了于吉，就这样三番五次，孙策终于崩溃了，把镜子摔在地上，大叫一声，身上的创伤全部迸裂，就这么死了。406
对于于吉之死，《江表传》和《搜神记》的记载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其实呢，实质却是一般无二的。——很多人都会以为，《搜神记》不过都是些怪力乱神的内容，当不得真，根本没法和正史相比。其实不然，之所以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小说比历史更可信”，这是有原因的：单从事件来看，正史的记载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小说的记载通常都是虚构的，没有人会把小说当真；可是，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或者说“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搜神记》这段于吉的故事，故事可能除了人名之外全是虚构的，却通过这样的虚构，把孙策杀于吉的真实原因给凸现出来了：故事是以于吉祈雨这个虚构的情节强化了孙策的真实意图，孙策先是交给于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读者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个任务多半只是一个借口，知道这是存心刁难于吉，但心里还是为于吉抱有一线希望，等到于吉当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之后，读者总算为于吉松了口气，因为孙策当初毕竟是当着三军将士的面下的命令，总不能当场反悔吧？就这样，孙策被虚构的情节逼到了一个要么承认失败，要么必须“彻底摊牌”的地步，最后孙策选择了后者，放弃的是作为一名统帅的“令行禁止”，这可是极大的代价哦。也正是因为凸显出代价之大，才更强化了孙策要杀于吉的决心。而小说最后交代的孙策之死，体现的则是作者的褒贬——在这个独立成章的故事里，孙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复杂性被简化掉了，而思想/实质上的真实却更加明朗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小说做的和正史并无二致，而小说的表现力却比正史强得多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问题：于吉到底犯没犯法？
其实，如果较真的话，也真能指摘他一二三的。《江表传》里，于吉出现在孙策宴会的时候，穿的是一身“盛装”——《三国志》此处的引述要详细一些，说：“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单是奇装异服这一节，已经是犯罪了。
——奇装异服也犯罪，这是哪条法律规定的呢？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我们不用去找法律条文，这个说法在《礼记》里就有。这又提示了我们一点：别以为《礼记》这类讲礼仪的典籍里全说的是温文尔雅的行礼仪式，这里边可有不少血腥内容呢。就说这个“奇装异服罪”吧，别不当回事，别以为就算真穿了奇装异服大不了也就被判个拘留，《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翻译过来就是：“搞邪淫的音乐、奇装异服、稀奇古怪的技术和器物，用以惑乱民众的，杀！”
年轻可要小心了，你们如果生活在过去那个“礼仪之邦”里，穿错了衣服是要没命的！还有哦，听重金属这等“淫声”也要没命的（“淫”字的本义是“过度”），玩手机短信和网游这等“奇技、奇器”也是要没命的！
就连我这样的老人家也很危险，看看《礼记·王制》这一段的好几个“杀”字：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翻译过来就是：
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寻找漏洞的、变乱名号更改制度的、以旁门左道来扰乱政治的，杀！
搞邪淫的音乐、奇装异服、稀奇古怪的技术和器物，用以惑乱民众的，杀！
行为虚伪骗取别人信任的、言辞虚伪却很善辩的、学的不仅不是正经学问而且还在其中涉猎广博的、文过饰非的，凡是以这些行为来惑乱民众的，杀！
假托于鬼神和占卜以惑乱民众的，杀！
按照第一条规定，至少现在这些律师和法学家们都该杀，那些走在法律前边干坏事的家伙们自然也该杀，这都属于“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寻找漏洞”；房地产开发商也有一批人该杀，明明是钢筋水泥的楼群，他们非得搞个某某花园之类的名目，这都属于“变乱名号”。
按照第二条规定，从滚石乐队到超女，都该杀，这属于“搞邪淫的音乐、奇装异服”；爱迪生最该杀，他搞的“稀奇古怪的技术和器物”比谁都多。
按照第三条规定，这个……我自己好像就属于该杀之列的，“言辞虚伪却很善辩的、学的不仅不是正经学问而且还在其中涉猎广博的”，这两条我都占。^_^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算是历代皇帝里边搞专制搞得很厉害的一个，他曾经给天下读书人制定过学规，规定大家只能读哪些书而不能读哪些书，其中说道：“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这就是说：凡是在思想上标新立异的，就算文采盖过唐宋八大家，考试也不得录取。
第四条规矩“假托于鬼神和占卜……”，该杀的人就太多了。（这里边也有我，《周易江湖》不说，我还写过鬼故事在网上连载过呢，真可怕哦！）
——有人可能会问：“古人杀人也太苛刻了吧？！至于么！”
呵呵，这四项杀人规定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每句话的最后：三个“杀”字之前都有“以疑众”三个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奇装异服也好，奇音异乐，奇谈怪论也好，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吸引眼球，进而可能的效果就是：聚拢追随者。这才是统治者最害怕的。
以上这四个“杀”，于吉犯了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条的“奇装异服”现代人不大容易理解了，其实看看古书，对奇装异服的出现常有特殊的关注。比如前文讲过的隽不疑以《春秋》断事，毅然抓了宫门外真假难辨的卫太子，《汉书》就特别记载了这位卫太子当时的打扮：“乘一辆黄色牛犊拉的车子，车上插着黄旗，旗上画有龟蛇图案，身穿黄衣，头戴黄帽”，而他引来的围观者多达数万。
孙策杀于吉的关键原因正在这里。如果单从对罪行的惩罚来看，就算是杀人放火也该经过正常审判程序，然后等秋后问斩，可对于吉这种看似无害的家伙却要迫不及待地予以翦除，因为，领导人最关心的既不是正义，也不是老百姓，而是自己的政权稳固。于吉就算什么都没做，但他太得人心了，而所有的人心都应该只归向一个人的，那就是最高统治者。
所以，如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于吉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