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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的国王们在长期争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得到胜利的结束时，约相当于瓦罗亚安古伦（Valois Angoule Jme）王族继承皇位的时候，法国法学家的地位是特殊的，并且延续到革命爆发为止。一方面，他们形成了国内最有教养的并且是最有势力的阶级。他们尽量利用他们在封建贵族以外的一个特殊阶级的地位，他们并且通过了一个组织把他们的职业分布到全法国来确保他们的影响，这个组织包括许多巨大的特许公司，具有广泛而明确的权力，以及更为广泛无限制的发言权。不论他们所担任的是辩护人，是法官，或是立法者，在其性质上他们都远超过全欧洲的同辈。他们的法律技巧，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的善于类比和调和，以及（如果以他们中最著名的人物来评定）他们对公正概念的热诚，正和他们所赋有的各式各样的独特天才，同样是十分引人注意的。在这多样的天才中包括着由古乍斯（Cujas）到孟德斯鸠，由达该素（D’Aguesseau）到都漠兰（Dumoulin）的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的全部人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执行的法律制度，则与他们所养成的习性完全不同。这个主要经由他们的努力而组成的法国，当时从一种畸形的和不协调的法律学受到的苦恼，远超过了其他的任何欧洲国家。一次巨大的分裂终于在这个国家发生，把它分为成文法区域（Pays du Droit Ecrit）和习惯法区域（Pays du Droit Coutumier），前者承认成文的罗马法为其法律学的基础，后者只在它能提供一般表现形式或是它能提供同当地惯例相一致的法律推理方法时，才加以采用。这样划分的区域，又被划分为不同的小区域。在习惯法区域中，就其习惯的性质来说、省与省之间不同，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又有不同。在成文法区域中，掩盖在罗马法上面的封建规则，其层次组成亦非常复杂。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混乱情况。在德国，这种情况曾经存在，但因为和该国政治宗教间的深刻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协调的，所以很少影响，甚至难以感觉到法国的独特之点在于当君主的中央政权正在不断加强，完全的行政统一工作正在迅速完成，以及在人民中间一种热烈的国家精神正在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法律上非常参差的情况还是继续着，丝毫不感到有什么改变。这种矛盾现象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其中，尤以它在法国法学家心神上所产生的效果，最为重要。他们在推理上的意见和他们在智力上的偏见，恰恰和他们的利益和职业习惯完全相反。他们既深深地感觉到并完全认识到法律学上的完美是在于单纯性和一致性，因此便以为或似乎以为那些确实感染着法国法律的缺点是难以革除的，因此，在实际上，他们常拒绝纠正这些缺点，其顽固程度即在比较不开明的同胞中也是不常有的。但当时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调和这些矛盾。他们变成了“自然法”的热烈拥护者。“自然法”跳过了所有的省市界限；它不管一切区分，不论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它给明白、单纯和系统以极端崇高的地位；但是它并没有促使其拥护者进行任何特殊的改进，亦没有直接威胁到任何可尊敬的或有利的专门性质。“自然法”可以说已成为法国的普通法，或者，无论如何，承认它的尊严和要求已成为所有法国法律实务者一致同意的一个哲理。革命前法学家的言论中，对“自然法”毫无保留地一致颂扬，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专事诽谤纯粹罗马法的“习惯”论者，在谈到“自然”及其规定时，往往甚至比自认为只尊重“法学汇纂”（Digest）及“法典”的民法学家，更为热烈。都漠兰是古“法兰西习惯法”所有权威学者中的最高权威，却有几篇非常透彻详尽的有关“自然法”的论文，他的颂词并且有一种特殊的风格，显然同罗马法学专家的小心慎重有着距离。一个“自然法”的假说已成为不复是指导实际的一种理论，而是纯理论信仰的一种信条；因此，我们将发现在它比较近来所经受的变化中，由于其拥护者的推崇，它的最弱部分也上升到了其最强部分的水平。
在“自然法”史达到最紧要的关头时，十八世纪已经过去了一半。如果对于自然法理论及其后果的讨论继续专属于法律界，则它所受到的重视可能要有一些减少；因为到这个时候，“论法的精神”出版了。孟德斯鸠在这本书中，一方面相当夸张地显示出作者强烈地不愿接受以前通常是不加详细审查而予以容忍的各种假设，另一方面又相当模糊地表现出作者要与现存偏见相调和的愿望，但是，这本书虽有其缺点，却仍按照着“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在这种方法之前，“自然法”是从来没有能瞬息维持其立足点的。它不但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事实上它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的机会，因为似乎注定要被它所毁灭的反假说突然从法庭传到了民间，并且成为远较法院或学校中曾经激辩过的主题更能引起激烈争执的主题。这个把它放在新地位的人，是一个非常的人，他没有学识，很少美德，并且也没有十分坚强的个性，但由于一种鲜明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于人类的真诚的热爱（为了这，我们对他有许多地方应该原谅的），却使他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在我们自己的一代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确，即在全世界整个历史过程中，也不会看到一次或二次以上的——这样一个文件，曾对人类的心灵、对知识分子的躯体和灵魂产生过像卢梭在1749年和1762年之间所产生的那样巨大的影响的。在由贝尔（Bayle）和部分地由我国的洛克（Locke）开始，最后却由伏尔泰（Voltaire）完成的纯然是偶象破坏的努力以后，这是要重新建立人类信念的第一次尝试；并且，除了每一个有建设性的努力常常必然优于单纯的破坏性的努力以外，它还有着一个卓越之处，就是在一个几乎普遍的怀疑论的氛围中间，提出了所有过去推理方面知识的健全性问题。在卢梭的一切理论中，其中心人物，不论是穿着英国服装在一个社会契约上签名的或者是率直地把所有历史特性完全剥光的，都一律是在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中的“人”。每一种法律和制度，凡是不能适合于这些理想情况下的这种想象的人，都被加以非难，认为是从一种原始完美状态的堕落；对于每一种能使社会更接近于“自然”生物统治着的世界的社会变革，都认为是可以赞美的，并值得用任何明显的代价使其实现。这个确论仍旧是罗马法学家的理论，因为在这个人类居住的“自然条件”（Natural Condition）的暗影中，除了对于法学专家具有非常魔力的单纯和调和之外，竟没有一个特色和特点为人们所注意到；但是这个理论好像是本末倒置过来了。现在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已不是“自然法律”，而是“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罗马人曾认为，如果对于现存的各种制度加以仔细观察，则在这些制度中必然可以挑选出有几个部分或者立即可以显示出来，或者必须经过法律上的纯净作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