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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说来他仍然是支持弗洛伊德的。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两人一见如
04荣格：神话人格
故，相互倾心，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彼此交流自己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弗洛伊德曾邀请荣格和妻子赴维也纳作客，荣格也邀请弗洛伊德赴库斯那赫特作客；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时，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当时群星荟萃的精神分析学圈子内，弗洛伊德一直给予荣格以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这段时期，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十九岁）曾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
，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到1912年《转变的象征》出版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在整整三年时间内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为什么二十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后来会变得如此严峻？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和恩怨究竟应如何评价和解释？这些问题也许本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却毕竟吸引了普遍的关注，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说法。 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本来可望把握两位伟人思想分歧的焦点，以及彼此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人的性格和两人私交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彼林斯基（Dr。
JohnM。Bilinsky）在荣格去世后发表
荣格的生平14
的文章《荣格与弗洛伊德》（载AndoverNewtonQuarterly，Vol。
10，No。
2，1969）中说，1957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
，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 彼林斯基称荣格这样对他说：
当我和我年轻活泼的妻子到达维也纳时（按：指荣格应弗洛伊德邀请第二次去维也纳作客）
，弗洛伊德来旅馆看望我们并买了一束花送给我妻子。 他尽量使自己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这样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不能真正做到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家里除了年老的妻子以外一无所有。”我妻子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自然和尴尬。 那天晚间，在弗洛伊德家中吃饭的时候，我试图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谈谈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所做的工作，但很快我就发觉：弗洛伊德夫人对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 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关系。后来我见到了弗洛伊德妻子的妹妹。她年轻漂亮，不仅对精神分析学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完全清楚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工作。几天后，当我参观弗洛伊德的实验室时，弗洛伊德的姨妹问我，她能否和我单独谈谈。她被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搞得心神不宁并且明显有一种负疚感。 从她口中我知道，弗洛伊德爱上了她，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十分亲密。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发现，直到今天，我仍能回忆起我当时感到的震骇
24荣格：神话人格
根据彼林斯基的说法，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应邀赴美讲学之际，旅途中他们曾互相分析对方所做的梦。 荣格告诉彼林斯基：
弗洛伊德很为自己所做的一些梦困扰。 这些梦涉及到一种三角关系——弗洛伊德、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和他姨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弗洛伊德谈到他做的一个梦时——在这个梦中，他、妻子和姨妹是主要的角色——我便要求他告诉我一些与这个梦有关的个人联想。 他痛苦地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这样的险。”
这当然便结束了我试图为他析梦的打算……如果弗洛伊德有理解和弄清这种三角关系的自觉愿望，他的状况本来会好得多
彼林斯基说：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
；最后，荣格特别提到，“在我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破裂中，我对他和他妻子、姨妹之间三角关系的知晓成了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我也不能接受他把权威看得比真实更为重要的态度。”
我认为即使这确实是荣格的原话，也未必就代表荣格的全部想法。 荣格是一个“多因论者”。在对梦进行分析时，他一直强调梦不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那么，在时隔多年分析自己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破裂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上，他不会看不到造成这一情形的多种多样的
荣格的生平34
原因。在多种多样的原因中，荣格本人的性格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指出。 霍尔和诺德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转变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一连好几个月他都为这种想法感到苦恼，以致一直不能完成该书的最后一章。 这一章的标题是‘牺牲’，而现在荣格所要做出的也就正是一种牺牲。”
（《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6—17页。）
如果不忽略其它原因，我认为与“知道三角关系”这一原因相比，性格原因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性格原因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不同性格的冲突。 对学者和思想家来说，它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 一个人的性格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基本思想倾向。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是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盲从任何人的；他必然要另辟蹊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一直到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 而这种思想上的另辟蹊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背叛”而导致师生或朋友关系的破裂。这种现象在人类思想史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今天，它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支配着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4荣格：神话人格
许多研究者和传记家都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两次“癔病性晕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两次“癔病性晕厥”都源于弗洛伊德对荣格“性格”的担心。——第一次是在不来梅，那是1909年的秋天，正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准备出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 在和弗洛伊德一起的时候，荣格兴致勃勃地谈起刚从丹麦的泥炭沼地中发掘出来的尸体（据说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远古人的尸体）。不言而喻，对一向有“怀古之幽情”的荣格来说，谈论这件事本来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一话题不知为什么却刺激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并促使弗洛伊德怀疑：隐藏在荣格这种“兴致勃勃”后面的潜意识动机，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愿望”
，即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他几次忧心忡忡地问荣格：“你为什么对这些尸体如此关注？”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便发生了弗洛伊德那次著名的“晕厥”。
——第二次晕厥则是在慕尼黑，在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召开的时候。 这一次也是在和荣格谈话之后，因为担心荣格最终要“背叛”自己，弗洛伊德在饭桌上晕倒了。著名传记文学家欧文。 斯通对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厥”
所作的描写，表明了欧文。 斯通本人正是从上面所说的“性格原因”理解荣格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的破裂的
在荣格的清醒意识之中，他很想和西格蒙德重归于好。他对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仍然十分敬爱。 在他们两小时的散步中，他向西格蒙德保证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和好如初；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通力合作。荣格说这些话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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