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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马占鳌采取“黑虎掏心”的战斗，派马海晏率敢死队五百人，各携带木椽、土坯、水壶和叉子枪，深夜潜进新路破清军阵地。他们以土坯支立木椽，围土浇水，因隆冬严寒，滴水成冰，形成冰垒。次日早晨，清军见状大惊，而进行围剿，失败而退。同治十一年戊申年（1872年2月14日）正月（伊历十二月）初六星期三，傅先宗分兵三路再攻冰垒，并亲率部攻回军前方。这时，马海晏令枪手仆卧阵内，待清军逼近，令枪手猛射，将傅先宗毙于阵前。清军见主帅丧命，军心大乱。（3月7日）正月（伊历十二月）十七星期二，马万有、马占鳌等人组成的反清起义军聚集在太子寺拱北共商对策，制定了“黑虎掏心”的战术，同时聚集在太子寺拱北，在胡子太爷的脚下举行祈祷仪式后主动进攻，在太子寺城以“黑虎掏心”的战术，并加之胡子太爷显现的奇迹“白人白马，天兵天将”的援助下，马万有、马占鳌等人的起义部队取得了空前的大胜。打死了清军的两个提督和许多将士，四十营的清军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伤将残士全部退往河东。此后，回军连续反攻，逼清军退至三甲集。回军又乘胜在董家山突袭。最后根据马占鳌的有理战术，在太子寺南面的新路坡战败了骄横一时的湘军，徐文秀中弹而死，清军全军覆没，郑守南、杨文林等总兵以下十多名将领及一百余人全部毙命。在取得胜利之后，马占鳌见自己伤亡也很大，清军又不断增援，不听众人的劝阻，遂主动向清军左宗棠缴械投降，交出战马四千余匹，军械万余具。投降后左宗棠给马占鳌三旗马队，马悟真作了马占鳌的左旗管带，在刘锦堂西进的部队中参加镇压河州、循化、化隆、贵德、碾伯、西宁、大同等地反清起义军的罪恶活动。同治十一年戊申年（1872年3月），马占鳌派自己的长子马七五（时年17岁，被左宗棠改名马安良）会同马永瑞之子马如蛟、马万有之子马福保、马海晏之子马麒等十个回民头子后人，同赴左宗棠大营，名为献马表忠，实则试探左宗棠的受降诚意，是谓“十大少爷进安定”。左宗棠见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出入戒备森严的军营面不改色，甚感惊奇。“十大少爷”回河州后，马占鳌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交纳枪马。一月之内，向清军呈缴马匹4000余、枪矛1。4万余。（7月），左宗棠将大营移往兰州，召马万有、马占鳌、马海晏、马悟真、马永瑞等回民起义领袖前往晋见，于是左宗棠送给他们几个回民起义领袖六品军机顶戴，并将投降义军改编成三旗马队。马占鳌任督带自兼中旗管带，马悟真、马永瑞为左、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反清武装斗争蔓延到东乡的同时，使东乡的许多无辜百姓不得安居家园，流离失所。于是清政府为了便于统治，还强制将东乡的六百余户群众迁往南乡（广河、康乐）一带定居，并以从农为生，致使东乡地方人丁减少，土地荒芜。但是后来，窃取起义领导权的马占鳌、马悟真等人却乘胜投降后，取得了清朝的统领、管带等官职。马占鳌等人降清并分别被清廷委以官职后又去联络马万有，马万有以年事已高为由，不愿受职，然后他劝说马占鳌：“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跟随我们的穆斯林同胞，又如何对得起那些无辜老百姓，你不听劝也罢，但是我只要保全性命就行了”。于是马占鳌、马悟真、马千龄、马海晏等受了职，惟有马万有（老六阿訇）以保全性命而自喜，遂回家安分守己，不愿再受职，潜心于伊斯兰教圣源道堂的家学，操守圣源道堂·胡门拱北的事务，谨守每天五时的礼拜，常守自身的修养。马万有虽未受爵，但其后裔仍食其惠。
三、一音之别引操戈
同治某年，胡门门宦与白庄门宦因一音之别，各执己见而引起纠纷，借故掀起一场武斗案。胡门门宦始终坚持古教的传统教义及其义理，在宣教礼拜时认为念‘哈米德呼’正确，若念‘哈米德合’时其礼拜必坏无疑。而白庄门宦则认为念‘哈米德合’正确，由于双方的一音之别，各执己见而争论不休，遂动起武来，使双方无辜的许多教徒多次流血伤亡。所以古人云：“先儒穿凿，各伸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其所记各不同也”。有一次，东乡高山考瑞*村的几位胡门教徒因争论一音之别的念法而气愤填膺，于是向荡网咣（墙沟）村夜奔而去，把该村的四、五十户白庄教徒先行洗杀。过了不久，白庄门宦因其一些教徒遭受洗劫而感到非常气愤，便纠集众教徒，指使他们在一夜之间对考瑞*村胡门教徒，进行了报复性的洗劫，此次洗劫双方伤亡近达百余人。当时双方因利害矛盾而产生了难以解除的强烈憎恨，互不相让。于是上告官府，想依靠各自在清廷任职的政治地位压倒对方，官府衙门升堂讯问，只听字音而断说：‘得海’的去‘得海’。‘得湖’的去‘得湖’，你们两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得水而已吗，海里也有水，湖里也有水，你们为水而发生矛盾不为可耻吗？退堂，此案到此为止。此后马占鳌怕双方扩大事态，引起祸乱，对自己不利，就以白庄世家马悟真和胡门第四辈教主马万有（众称老六阿訇）与他的私人关系出面劝说，让双方消除纠纷，解除矛盾。经多次周旋，终于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涉”而劝其了事。可是双方之间内心的仇恨与矛盾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小的摩擦也就难以避免。其实双方之间所引起的纠纷仅仅是个导火线，并非实质，那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权利之争。光绪十二年壬戌年（1886年）2月21日，马占鳌因病无常于积石山县大河家村，诰授“建威将军”。于是马安良遂以长子游击衔接替父职，担任了这支回族武装的新指挥官。又带领马队归属于董福祥【1838…1908，清末将领，字星五，回族，甘肃固原人，今属宁夏】所指挥的甘军部队（后改编为新军武后军），跟随董军在京师一带受到锻炼、发展。
光绪十七年丁卯年（1891年5月5日）三月（斋月）廿七星期二，皇室家族爱新觉罗礼亲王（世铎）曾得知甘肃伊斯兰教胡门先贤曾经为甘肃灾区祈降滂沱，拯救黎民百姓，为朝廷立下特功，使黎民百姓连年喜获丰收。上至百官，下至百姓，哪个不说胡门先贤功德无量啊！所以礼亲王也表示非常赞誉胡门先贤的功勋，于是他特意为胡门拱北亲赐“原之造化”之横匾，此匾将挂于八卦的门楣上。
光绪十八年戊辰年（1892年）期间，（这年有个闰六月，二月是斋月）；甘肃境内严重干旱，粮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加上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勾结汉族地主实行歧视、剥削、压迫，使各地穆斯林群众忍无可忍，从而引起了光绪廿一年辛未年（1895年）的反清暴动。光绪二十年庚午年（1894年），甘肃爆发了“河湟事变”，西北回民大有再燃反清烈火之势。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大局尚未全部了结，大量东调陕甘兵仍留驻内地，甘肃防务十分空虚，陕甘总督杨昌浚电奏朝廷：“请饬董福祥率全部星夜回甘”。清廷任命董以喀什噶尔提督身份督办甘肃军务。董福祥于廿一年辛未年（1895）九月离京开赴甘肃，采用“以回制回”和“以抚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旬月之间河州地区反清运动就被迅速讨平。为了稳定陕甘局势，清廷改任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由张俊接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于是当年辛未年十月（伊历七月），清政府派提督董福祥由狄道西山、康家崖两路进军，十八日到达河州。冬季十一月（伊历八月），董福祥利用马安良（1855…1920，马占鳌之长子，）、马福禄（1854…1900，马千龄之子）的回军，击溃了围攻河州的起义军，开始了一场“株连捕杀，抄没财产”的大屠杀。马安良为了向董福祥表示忠心，保证每天给他交人头廿七个，于是在四乡八方又大肆屠杀回民群众约五百余人，胡门第三辈教主热实杜（简称热果或八果，五太爷之子）也在此次屠杀中身亡，然后众教徒经过举行转古兰经、站直纳则等丧葬的一些仪式后把他安葬在拱北附近。在此次河湟事变中，白庄门宦的马璘（字玉卿，经名巴给日，号称尕五师傅，是马悟真的侄子）追随马安良大肆镇压河湟回民起义群众，并在“办善后”中杀害了不少无辜群众。同年（1896年元月5日）冬季十一月（伊历八月）廿一星期天，胡门第四辈教主艾布伯克瑞·马万胜的五子阿布东·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