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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
'5'“替天行道”是《水浒》中农民起义首领宋江一贯打的旗号。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1)
六文人,学者,知识分子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论睁了眼看》,《坟》,《全集1》P237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0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可惨与可笑》,《华盖集续编》,《全集3》P269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吃教》,《准风月谈》,《全集5》P310
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致萧军、萧红/1930年2月9日》,《全集13》P52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二心集〉序言》,《全集4》P190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知难行难》,《二心集》,《全集4》P339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难行和不信》,《且介亭杂文》,《全集6》P51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172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36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405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致江绍原/1927年8月2日》,《全集11》P567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全集12》P192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全集12》P194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致曹聚仁/1933年7月11日》,《全集12》P196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全集12》P359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全集12》P397
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1934年5月31日》,《全集12》P438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2)
《致杨霁云/1934年6月3日》,《全集12》P445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致徐懋庸/1934年9月20日》,《全集12》P517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26日》,《全集12》P620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全集13》P79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萧军、萧红/1934年11月17日》,《全集12》P566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致孟十还/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3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全集12》P593
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全集13》P3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致曹靖华/1935年5月22日》,《全集13》P132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8'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