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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法光祈祷厅奠基礼和电视台佛教音乐会等活动。1989年孟加拉艾尔沙德
总统在佛教大会期间不仅参加了佛教美术展览的剪彩仪式。还向法光寺捐施
300万卢比。1990年吉大港僧人举行换袈裟仪式，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
由于孟加拉的佛教徒以居住在吉大港地区的查克玛族人为主，既有地方
性又有民族性，在总人口中居于少数，因而有时民族纠纷、地方权益和宗教
问题交织在一起。虽无特大冲突事件，但小的分歧与摩擦始终存在。
④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也是一个民族与宗教密切结合的国家，80年代初
人口约1500万人，其中佛教徒约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67％，绝大多数信
徒为僧伽罗人；印度教徒约267万人，占总人口的18％，信徒大多为泰米尔
族；基督教徒约113万人，占总人口的8％；斯里兰教徒约99万人，占总人
口的7％，主要是摩尔人和马来人。
斯里兰卡虽然有着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但近代几百年间西方殖民主义
及其宗教文化的侵袭，使斯里兰卡人民及其传统文化饱尝欺侮。1956年佛教
现状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对佛教的背叛》，报告要求政府中止对基督教各种
形式的支持，建立佛陀教法议会，设立宗教事务大臣，要求国家接管由基督
教所控制的大部分私立学校，禁止酿造出售酒类和赛马等不良娱乐，提倡穿
着民族服装，并号召佛教徒充分发挥僧伽的作用。
1956年支持佛教复兴的以班达拉奈克为首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新的
国会通过了以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法案，随即爆发了泰米尔印度教徒与僧
伽罗佛教徒的冲突，后来竟上升为武装冲突。曾经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发
挥过积极作用的民族主义，由于变得过于狭隘和狂热而瓦解了民族的统一和
团结，尽管政府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但任何一项措施都难以令头脑发热
的激进的“政治比丘”和泰米尔极端主义者满意。1959年9月，班达拉奈克
惨死在曾拥戴他上台的比丘塔尔杜韦·索罗马摩的枪口下。
60年代“政治比丘”的活动明显减少，但佛教仍受民众与政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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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由中国珍藏的佛牙舍利在斯里兰卡展出的2个月间，巡行8个省、9
个城市和15个行政区，300多万人排队瞻拜。1971年政府宣布以公历取代佛
历体制，但仍保留斋日为公共假日。进入80年代后斯里兰卡的佛教界虽特别
强调世俗的实践活动，但是改变了政治激进主义的立场，努力寻求缓和与和
平。
当代斯里兰卡的佛教内有3大宗派：一是势力强大的斯耶姆派，18世纪
由泰国传入，现有僧侣约2万人，寺庙6300余所，以康提的佛牙寺为总部；
二是19世纪初由南缅甸传入的阿玛拉浦拉派，现有僧侣近7000人，寺庙近
2000座，主要活动于西部地区，其特点在于比较“热衷于传统的禅定修炼方
法”；三是拉曼纳派，该派亦由缅甸传入，现有僧侣4500余人，寺庙1100
余座，主要活动于西南沿海带，以注重戒律、比较保守著称。此外，还有斯
里兰卡青年佛教会和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等跨宗派组织，而马拉拉色克拉、
真谛、古鲁吉、罗睺罗则是当代斯里兰卡的著名佛教学者。
⑤缅甸。缅甸的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僧侣有10万余，寺庙
有2万左右。由于持戒的程度不同，缅甸佛教分为以善法派为主的9大宗派。
缅甸于 1948年获得独立，以吴努为总理的政府通过组建宗教事务部
（1950），在宪法中强调佛教的特殊地位，建立全国性的佛教评议会（1951），
迎请珍藏在斯里兰卡的佛牙到国内许多城市巡回展出 （1950），耗资200万
美元在吉祥山兴建“世界和平塔”、大圣窟筹建筑，邀请各国2500名高僧举
行“第六次结集”校勘律藏（1954），迎请珍藏于中国的佛牙到缅甸巡展（1955）
等措施与活动，将缅甸的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
在吴努政府扶持下迅速发展的佛教界在 1960年竞选时全力支持以吴努
为代表的廉洁派，而重掌大权的吴努则于1961年向国会提出立佛教为国教的
宪法修正案。然而这一明显的政教合一举措使吴努陷入比1958年更为严重的
危机。1962年政变上台的奈温军政府采取严格的政教分离措施，取消佛教为
国教的法令，停止国家给佛教的财政资助，禁止国家新闻媒介做宗教宣传。
60年代中期之后，奈温军政府基于“如果政府制定实施的政策得不到僧
侣们的支持，那肯定是不会长久的”认识，一方面逐渐与佛教界修好，另一
方面坚持政教分离，规定僧侣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至1980年在仰光召开
第二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前后，僧侣界制定了一系列组织章程从而将宗教活
动纳入法制的轨道、政府方面动工兴建大圣塔，政府与僧侣的关系才有了实
质性的改善。但在1988年苏貌军政府执政后，政府与佛教的关系再次陷入紧
张状态。
⑥泰国。泰国于 13世纪时成为“清一色的上座部佛教国家”，虽然在
1932年形成了君主立宪体制，但700年来佛教的国教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
由白、红、蓝3色组成的国旗上，白色代表佛教；泰国采用佛教纪年，并规
定每年3月中旬为敬法节，6月中旬为敬佛节，8月中旬为敬僧节。在政教关
系方面，佛教的僧伽组成与活动、人选和议案等都纳入国家教育部的管理和
督导。在佛教内部则在中央、府、县、区4级行政单位的层次上形成了僧伽
议会、僧伽内阁和僧伽法庭的“三权分立”体系。60年代后改为僧王制，比
丘按级别领取政府薪金，地方僧官向政府负责。
50年代泰国佛教的发达与泰国王室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王室拥有自己
的皇家佛寺并供养大批僧侣，每逢佛教节日国王全家必到佛寺膜拜布施、发
愿祈福。1956年国王曾到母旺尼域寺出家15天，国王的姑母碧司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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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公主一直担任泰国佛教协会主席和世佛联主席，公主的弟弟迪斯库尔亲
王则是造诣颇深的佛教艺术考古学专家。
王室与民间百姓在敬佛崇佛上相互呼应，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风
气，人们把成为一名僧人或家中有一男性出家为僧、做一名居士、出钱建造
佛寺、朝拜佛陀圣地、服役佛寺、布施斋僧、斋日去寺供佛并遵守八戒、日
常遵守五戒、在“功德”日为僧人施衣等看作人生追求。50年代普通家庭每
年的宗教费用450—1400铢，国家的投入则高达千万铢 （21铢=1美元）。
60年代泰国佛教进入所谓的宏法期，即与政府相互配合，在农村实施“传
法使计划”和在少数民族中实施“宏法计划”。传法使计划于1964年开始执
行，主要任务是选派忠于佛教与国家的僧人，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各地，向村
民讲解佛教教理，“劝人皈依五戒，乐于布施，热爱正法，抛却心理和精神
的烦恼与压力”。1966年传法僧人数为1712人，僧人与居士的受教人数为
36600人，政府官员的受教人数为26400人，公共场所的受教人数为110万
人，宣誓的佛教徒与修禅定者11万余人；1971年传法僧人数增至2105人，
僧人与居士的受教人数为22万余人，政府官员的受教人数近9万人，公共场
所的受教人数为234万人，宣誓的佛教徒与修禅定者约81万人。这些数字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传法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表明传法活动确实取得了
比较显著的成果。
于1965年开始实施的宏法计划，意在将山地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佛教意
识形态，强化其对泰王国的认同与忠诚。这一活动先后有数百名僧人参加，
遍及3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其初始阶段成果较大，有5000人礼佛，800人
发愿。但从长期来看，其收效远不及传法使计划。至1971年，历时6年的宏
法计划共有249名山地人受戒出家，这个数字与泰国少数民族共有的30多万
人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