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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她是自治的、独立于其他任何教会而行使她的最高权力并通过神圣主教
会议进行管理”。虽然希腊正教会所具有的“主宰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有凌
驾于其他宗教信仰和团体之上的权利，而是表明它是大多数希腊人的信仰；
但实际上这种“主宰地位”使之享有许多特权，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必须
是希腊正教会成员，政府有义务保障正教会的特权不受侵犯；宪法规定总统
和副总统必须信奉希腊正教，他们的就职宣誓要依照希腊正教礼仪进行；希
腊正教的节日成为政府例行假日及举行重要活动或仪式的日期；禁止希腊正
教徒改宗，禁止对国家宗教造成危害的事情；希腊文本《圣经》不可更改；
承认希腊正教会的自治地位；在政府制订或颁布涉及教会组织或管理方面的
任何法令规章之前必须征询常设圣主教会议的意见。除此之外，希腊政府还
向希腊正教会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如对堂区教士的直接物质帮助；通过征
收各种捐税而直接拨款于宗教事业；教会享有各种免税待遇；中小学宗教教
育作为必修课；对雅典大学和萨罗尼加大学的神学院系的财政补贴以及对培
养教士及司铎的学校和修院的经济补贴等。
希腊政府在给予希腊正教会以各种特权的同时，也对其拥有高度监督管
理权，希腊正教会的涉外事务 （如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府之间的事务）由
外交部监督执行，国内事务则由国民指导与宗教部监督执行。希腊国民指导
与宗教部分设3个司和3个委员会，即教会政务司，教务指导与宗教教育司，
非正教宗教司，法规委员会，教务指导人事委员会，教务指导管理委员会。
该部部长代表国家出席雅典及全希腊大主教选举仪式，正教圣会议为空缺教
区提供3名候选人，由总统决定其中1人为大主教并颁发任命书。197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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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发生军事政变，1974年通过的一项法令废除了1969年授予希腊正教会
的立法权力。
虽然其他宗教或教派都在国民指导与宗教部非正教宗教司登记注册，教
士视同政府官员，但这些宗教或教派都受到希腊“主宰宗教”的制约。1968
年宪法规定非正教教堂在开工建造之前必须得到当地正教会的许可；混合婚
姻必须在正教会司铎面前举行仪式，而且正教有权宣布其无效；外籍司铎要
在希腊居留并得到任用，必须得到正教会当局 （及国民指导与宗教部）的批
准等。
（3）美国的东正教会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民众在美国安家落户时，
也将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之树移植到这块土地上，并使之生根开花。因而美
国社会不仅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合金”文化，而且成为世
界宗教的“百科全书”。这些宗教或教派在美国的发展或许已远非其故土所
能比拟，或许在规模上受移民数量的限制还只是个小兄弟，但无论如何都不
仅带有深刻的“胎记”，而且美国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使之面临诸多挑
战，因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美国有20多个互相分离的拜占庭和斯拉夫的教会，共计约300万信
徒。在各类东正教团体间起联系作用的最重要的组织，是由11个教会组成的
美国正教主教常务大会。最大的独立教派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
和“美国正教会”。
在美国，希腊正教的组织主要是“北美和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属
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该教会在美国和加拿大有200万信徒，其精神领袖为
大主教拉柯沃斯。教区设有希腊正教主教会议，每二年召开一次神职及信徒
代表大会，商讨决定西半球希腊正教的事务。在1990年召开的大会上，代表
们要求教会允许已婚祭司担任主教。现已年过8旬的拉柯沃斯自1959年以来
一直担任南美和北美希腊正教总主教区总主教，曾连续9年当选为世界基督
教联合会的主席。在他担任美国希腊正教的领袖期间，一直努力使希腊正教
会适应美国文化的主流。1992年他因反对美国全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一些
成员教会的自由化倾向，而中止参加联合会的活动。美国正教会、美国加拿
大塞尔维亚正教会、美国乌克兰正教会等正教团体，也相继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正教会属于俄罗斯正教系统，1924年宣告自治，1969年北美都主教
监管教区领导人决定与莫斯科牧首公署关系正常化，1970年双方签订协议，
莫斯科牧首区正式承认美国正教会的自主地位。美国正教会是美国三个俄罗
斯正教会组织 （另外二个是“美国俄罗斯正教会”和“俄国外方俄罗斯正教
会”）中历史最长和信徒人数最多的组织，现共有500个教区，100万信徒。
美国正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的一名领袖。美国正教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是全美正教会议，每3年召开一次，现任领袖为特奥多西乌斯。教会办
有《俄美正教通讯》，设有培养研究生的纽约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相当于
高等教育机构的宾夕法尼亚州南边南圣吉法隐修院和重点培养阿拉斯加土著
教士的阿拉斯加州利迪亚克神学院。
5。当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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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教，由于和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人民的不光
彩历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而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的伤害和成
见。感情方面的伤痕会随时间的流逝与一代代人的交替而淡化，从长远的观
点看问题，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个“侵略”
问题（这只能使事情变得糟糕），而是个文化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同历史上的佛教一样，虽然是外来
的宗教，但不同于它们在欧美的情况，即它们不是主要地靠移民和传教士为
载体，而主要地是一种“文化移入”，更多地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知识分
子与政府官员能否接受之；反过来说，作为外来文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能否
真正地“移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是取决于传教士的数量，而在于其能否
与中国文化相认同，能否像历史上的佛教那样“中国化”。
（1）当代中国的天主教
按照朱世昌先生的说法，中国天主教40多年来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
段：从1949年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向中国各教区散发“罗
马圣职部命令”到1955年肃反运动止，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罗马教
廷干涉中国内政，夺回办教自主权，挽救中国教会；第二阶段从1955年下半
年起至1962年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是1957年7月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1958年3月汉口、武昌二教区自选
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为第三阶
段，在此10年间教堂被封，经书被烧，神职人员和教徒遭批斗，宗教活动被
迫停止；从1978年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四阶段，主要任务
是恢复和发展中国天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中国天主教虽然开始实行所谓“圣统制”，
但外国传教士却没有把教权归还给中国主教。一方面，在全国20个教省中只
有3位中国籍的总主教，在 139个教区中，中国主教也只有32人，不足1/4；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继续把中国天主教会置于素有“殖民部”之称的罗马“传
信部”控制之下，并不断委任外国传教士任总主教和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与外国修会采取敌视政策，以
“有神无神势不两立”为理由，一再发布“通谕”和“命令”，禁止中国神
职人员和教徒群众与政府合作，不许他们参加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
并以“违者将开除教籍”相威胁，强制实行“三不主义”（即不看、不听、
不讲热爱新中国的道理）。他们破坏抗美援朝、土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