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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对‘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这样才能把那些拥护‘合二而
一’论的文章放出来，等放个差不多了，再聚而歼之，那时候，拥护‘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
这真是下铒得鱼的好办法，报社负责人心领神会地走了。
项晴的文章发表之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接到了康生的指示，以全部人员投入这场运动。为此专门腾出一栋小楼，
作为领导运动的临时办公室，哲学室党支部也重新作了调整，撤消了区恒武的支部委员职务。同时，还成立了材料组、
调查组和批判组，这些小组的成员都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每天半日开会，半日研究问题。
七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刘光隆的文章，这是运动进一步扩大的信号。
这篇文章公开点了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黎明的名。黎明没有写过有关‘合二而一’的文章，只是对区恒武和林青山
写的文章的词句进行了一些修改，竟被报纸点了名，这是有背景有来头的。可是，当时人们还无法弄清其中的奥秘。
报纸点了黎明的名，给人们的心里又加了一层迷网。中央党校的形势更加令人不安了。
多年以来，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使党校的工作人员养成了一种本能的适应性，这是在特殊环境里赞成的。每逢到了这
种节骨眼上，哪怕是亲朋好友，在路上相遇也都匆匆而过，最多互相点点头，彼此都“免开尊口”，似乎一下都成了陌
生人，唯恐“言多有失”，无意中把自己心里的“天机”泄露出来，酿成大祸。《光明日报》点黎明一事，虽然使党校
的几千人感到十分震惊，但热态又很反常，人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不加议论。
七月十二日晚，康生与几个搞理论工作的人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着杨献珍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的讲课提
纲。他们苦思冥思，要通过这个提纲，把对方揭露出来，批个体无完肤，有口难辩。同时，他们还全身贯注如修改着由
《人民日报》社哲学组起草，点杨献珍名的文章的草稿。
《人民日报》点杨献珍的名，这是运动进一步升级的标志。原来点名，都是由《光明日报》出头，现在改为由全国
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了。它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被点名之人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这次批判是由
至高无上的权威人士批准的。
“杨献珍的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康生洋洋得意，这次批判运动，总算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他滔滔不
绝，如数家珍似地列举着杨献珍的错误：“他是假马克思主义。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他疯狂地攻击三
面红旗，说中国是搞叫化子共产主义。什么连叫化子都不如，叫化子还有根打狗棍，什么浪漫主义是百分之九十九，现
实主义才百分之一。他伙同彭德怀一唱一和、一文一武、山上山下，向党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戟。他受了批判，
并没有悬崖勒马，改邪归正，而是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继续同党对搞，耿耿于怀，随时都想翻案，向党仅扑过来。”
“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湖南，他也去了外省。去干什么了？这不是无独有偶吗？恐怕不是巧合吧！”
“一九六二年，他又去西北干什么了？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康生故意停了一下，望了望正在仔
细聆听的秀才们，接着又画龙点睛地说道：“他们是搜集翻案炮弹去了！国家的大好形势、光明面他们看不到，也不想
看，而是专门看阴暗面，把黑暗面加以夸大，几乎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像宋玉对待登徒子一样，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
“他回来之后，鼓足了劲，赤膊上阵，利用讲台，到处喊冤叫屈，疯狂地攻击大跃进的形势。”
“众所周知，大跃进、人民公社、总总线，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翻翻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创举？没有，只有我们党，才创造了这个奇迹！可是，杨献珍站在反对立场上，百般难，
把我们的伟大创举攻击得一无是处。他自己疯狂地反党还嫌不够，又搬了兵，把老右倾分子邓子恢请去党校煽风点火，
这是偶然的吗？他怎么不请别人呢？这不是气味相投吗？”
他掐着指头，一项一项、一桩一桩地数着杨献珍的十二条“错误”。最后，他一锤定音：“杨献珍与彭德怀不一样，
彭是销志匿迹，没有市场了，而杨献珍有弟子，有心腹，可以到处扩散他的观点，去影响别人。他的活动能量很大，不
可低估，这次决不能放过！”
已经深夜十二点了，服务员把精美的夜宵端了上来。秀才们吃过夜宵，休息了一会儿，继续修改文章。皇天不负苦
心人，经过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他们终于把《人民日报》哲学组起草的稿子改得面目皆非，总算定稿了。
这篇文章，文字并不多。但每个字句，都是经过了反复的推敲，费尽了心思，它不愧是出于“高手”们的杰作。
这篇文稿就是震动全国的《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但哪里是什么“商榷”？“商榷”一
词，顾名思义，应该是互相商量、探讨的意思，而这篇文章是以不留申辩余地、至高无上权威的口气定了性，作了结论。
但它又是一篇引而不发、含威而不露的文章，字字句句都嵌着骨头，安着钉子，它是向全国发起对“合二而一”围攻的
“进军令”。
五十年代初期，报刊上批判过俞平伯、胡适、梁溟、孙瑜和胡风等人，但这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是不居要职的党外
人士。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一个中共委员，一个身居要职、理论上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这是建国以来的突起举，它
使全国理论界、文化界和广大知识分子都为之一惊。
一场批判的风暴，即将降临神州大地。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以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工人员看后，虽然都认为这是意料之中
的事，但对它的定性和结论仍然感到震惊。同杨献珍关系密切的人，更是无不抱有惶恐之心，笑容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
他们沉默寡言，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知这场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又会将灾难降落在谁的头上。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钓鱼台第八楼里，康生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者都是有关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杨献珍看过文章的清样。”康生说，“听说，林青山还准备写答辩文章。反面的准备比我们还早，不能低估他们
的能量。现在有个动身，很值得警惕。有人想转移视线，往方以智身上引。我告诉《光明日报》编辑部，不要上当，那
是放的烟幕弹。”
他环视了一下会场，以继续说道：“一讲方以智的问题，杨献珍就逃脱了。我们要以‘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
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一九五八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一九六二年翻案的问题，鼓吹单干风的问题，
要往政治上发展。”康生心里明白，要置一个人于死地，不外乎是三把斧子：第一把斧子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砍不倒，
便使出第二把斧子，砍经济问题，这把斧子再砍不倒，就抡起第三把斧子，砍生活问题。
对杨献珍，后两把斧子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第一把斧子：砍他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个弹性很大的问题。说大，
可是无限上纲；说小，可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纯学术问题，是奈何不了杨献珍的，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大做文章，
才能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这时，康生果断地下达着命令：“各报刊一定要从政治问题上进行批判。”于是，各报刊和宣传口的负责人，带着
康生的“令箭”回去了。
不久，全国报纸、刊物、电台和各种宣传工具，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一股围攻‘合二而一’的攻势开始了。
八月初，在康生和陈伯达亲自置下，《红旗》杂志编辑部出面写了一篇指导全国性批判的文章。但康生对《红旗》
杂志哲学组起草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文章的基调太低了，不够有力，缺乏战斗性，没有击中要害。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党校负责人兼《红旗》杂志负责人在康生的指示下，在中央党校的主楼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