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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讲这个问题。”他回到办公室里，铺上纸，拿起一支鸡狼毛小楷，准备起草发言提纲，但想了半天，连第一句
都没想好。唉，多少年不动笔啦，都是改别人的东西。他刚想出一句话，写了下来，一看又不满意，撕了。再写几句话，
一细琢磨，总觉得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身份和地位，一气之下又撕了。“怎么这样力不从心？”他拍拍脑袋：“原来
自己是才华出众的一个人，怎么不中用了？！”他沮丧地躺在沙发上，连个提纲都写不好，难道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吗？
“怎么这样糊涂？”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有那么多秀才，为什么不找个人代笔！
第二天，一辆黑色的高级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党的最高学府——中央高级党校。
康生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议的人都站了起来，欢迎这位理论界的前辈。康生满脸笑容，向每一个人
握了手。坐定之后，他首先来了个“开场白”：“我长期养病，脱离了实际，今天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他亲切地对与
会者说：“今天是你们唱主角，我当配角，我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发言。”
在这位理论界前辈面前，发言的人都很拘谨，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康生听取意见的用意何在。有人
说：“当前理论界还不活跃。”有人说：“希望中央加强对理论界的领导。”显然发言很踊跃，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看还是围绕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经验的理论问题说吧！”他感到离题太远了，急忙往回拉。人们一听“延安整风”
四个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那是一场堪回首，令人不寒而栗的运动，于是都沉默起来。“那有什
么好谈的，”有人心里嘀咕着：“不就是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么！”
一看会议气氛沉闷下来，康生便主动由‘配角’转而为‘主角’。他滔滔不绝地把延安整风运动谈了半天，越谈越
起劲，口沫四溅，有声有色，直到下班时，才算收场。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奉命来到康生的家里。康生热情地把孙定国
让进客厅，服务员端上一杯龙井茶。“我很久就想请你来谈谈，”康生真挚地说：“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么！”他笑容可
掬，套着近乎。
孙定国一向很尊敬康生，两个像故友重逢一样，无拘无束地纵论古今，从古说到今，不知不觉地太阳落山了。
“请吃饭吧！”服务员有礼貌地说。
“好！”康生笑着说：“先解决肚子问题。”
孙定国走进餐厅，一看桌上摆得满满的，茅台、葡萄酒，他受宠若惊。
“吃点便饭。”康生让孙定国坐在身边，并给他斟上了一杯茅台，自己也斟满了一杯：“你是头一次来我家吃饭，
不必客气，来来，我们边吃边谈。”饭桌上充满了热情、友好的气氛。
“过去都说康生心黑手狠，是个害人精，可看上去却是一位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么。”孙定国暗自思量着
康生：“光听不行，还要自己体验，接触才能了解一个人。”
酒足饭饱后，康生又把孙定国领进客厅里，“我今天找你来，有件事需要你去做。”康生望着孙定国开诚布公地说。
“康老你吩咐吧，只要能做的，我一定全力以赴。”孙定国痛快地说。
“八大马上要召开了，”康生吸了口烟：“前天的座谈会，你也参加了，你是否根据会上的发言，给我整理一下，
写一个发言提纲，我在‘八大’会议上用。”说到这，他又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我一定照办！”孙定国说。
孙定国把康生交给的工作，当成一件‘神圣’的使命来完成。他日夜奋战，煞费苦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修改。
腾清之后，毕恭毕敬地呈送给康生。（可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十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的奏，他被康生、陈
伯达逼得投湖自杀的第三年，康生在北京航空学院讲话时，竟然这么说：“中央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我的谣，说
我在八大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康生连个提纲都
不会写？！对于这种恶意中伤的小人，必须彻底清查，决不能手软！”）
就这样，康生虽然东奔西走的忙活了一阵，煞费苦心地想在“八大”会议上露一手，但不知何故，他忙活了半天，
却没有讲成，落空了。
颇为钻研政治的康生，已摸清了最高领导层的动身，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理论研究上。康生明白，要想取得毛泽东
主席的信任，必须投其所好，像藤萝一样，紧紧地缠住大树的主干，唯有如此，他才能爬得更高，东山再起也方会有指
望。他很自信，搞理论，我可不是外行，早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就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
《职运指南》等党的刊物上，发表过二十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现在只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康生十分活跃，主动地同代表们打招呼。他在小组里发言，
也不摆出一副领导人的架势，对年轻人，更像一位仁慈忠厚的长者。
九月二十七日，是“八大”的最后一天。关键的一个项目就要开始了，这就是选举。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有百分之
百的把握。可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他几乎把心都到了嗓子眼上来，一公布选票，他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为候
补委员。降了一格，在排列名次时，他又把他排在陈伯达之后。
他感到有点失望。自己成了九斤半老太，一年不如一年了？尤其是他半拉眼瞧不起的陈伯达，居然排在他的前头。
他感到忿忿不平。陈伯达懂得什么？哼哼叽叽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在延安时，自己当中央党校校长时，陈伯达才是一名
学员。他越想越恼火，但又不好发作。不能再撂挑子了。这种秘密“武器”，只能使用一次，用多就不灵了。“唉！”
他叹了一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暂时忍一忍吧，好在来日方长，看谁笑在最后吧！”
还在一九五五年春，康生宣布“病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成立中共中央
政治研究室，他还准备亲自带动一些省委书记读书，进行理论研究。中央办公厅在政治研究室隔邻，给毛泽东安排了一
个办公室。
“接近毛泽东的机会来了。”康生心中暗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紧挨着毛泽东办公室的一间房内。这样，他就
可以经常接近毛主席，更便于摸清最高领导领袖的意图。中央并没有任命康生在政治研究室担任什么职务，而却委任陈
伯达为主任。然而，不是政治研究室主任的康生，却经常喧宾夺主，代替了陈伯达。
“八大”之后，康生全力投入了理论方面的工作。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
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这是个空架子，”他琢磨着，应该有点实权。一天，他向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文教小组下面，再
设一个理论小组。并毛遂自荐，由他兼任组长。这一建议，立刻得到批准。
从此，理论小组，算是明媒正娶地挂出了牌子。不久，他又活动着把理论小组的地位由文教小组下面的一个小组，
提升到中央理论小组，同中央文教小组平起平坐。这样一来，他就一身兼二任，扩大了自己的权限。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他又被任命为编委会的副主任。这年下半年，多年以
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这就是他受中央的委托，兼管党校的工作。为了掌握领导理论研究的大权，他真是绞尽了
脑汁，一步一步地往里钻，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必须提出点新玩艺儿，别人想不到的，自己能想到，别人没发现的，自己能发现。他忽然记
起，“八大”的时候，邓小平在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个人迷信问题。反对个人崇拜，最高领袖听了肯定不舒服。虽然古
人云：“甘言夺志，甜食坏齿；”但哪个人不爱听奉承话，吃甜的东西。世上还有哪种贱骨头，专门愿让人骂自己，专
找苦的东西吃，没有这样的傻子，更何况权势盖天的大人物，他更愿意周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