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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血泊里，当场被打死。
土匪翻箱倒柜，把张家折腾得底朝天。全家吓得魂飞天外，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洋学堂毕业的张
宗可，心惊胆颤地对他父亲说：“快搬到县城去吧！”
一筹莫展的张发祥，一时没有了主意，不走吧，人命关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土匪会再血洗大台庄；走吧，故土难
离，房子都得扔下，还要花一大笔钱重新置业。他犹豫了一阵，最后终于打定了主意：保命要紧，他在诸城县城买了一
块地皮，大兴土木，很快就建成了一幢公馆。
新建的公馆，气魄非凡。深宅大院内，一排正房，回上东西厢房各六间，另有一幢两层小楼，监街一头，还修了一
个讲究的门楼。张家又成为诸城县的名门望族了。
一到诸城，张宗可即改名为张裕先。一九一八年，张裕先已是二十岁的青年，他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一年后，张裕先在教师讲习所毕业。他旧念不忘，仍想在军界和政界里谋职，但奔波一阵子，都无功而回。最后，
只好到他最看不起的地方（所谓“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即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去了。
就在这一年，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学生们义愤填膺，高举反帝反卖国政府的大旗，走
上街头，游行示威。很快，这股革命的流潮，由北京传到青岛、再传到诸城。他像冲开闸门的波涛，水急浪涌，泥沙俱
下，将抱着各种人生观念的人都卷了进来。年轻的张裕先亦不在外。
一九二四年夏天，张裕先又告别家乡，奔往当年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一到上海，张裕先又改名张耘，进了上海大学读书。这间大学是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原东
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同创办的。李大钊推举原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挂个名，
真正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这是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间学校。
张耘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
这间大学可说是藏龙卧虎，集中了未来的国家栋梁，中共的精华。学校里洋溢着革命气氛。巨大的革命洪流，冲击
和考验着校园内的每一个人。
一九二五年，是他生命旅途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这一年二月，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二月罢工”。二十七岁的张耘，参加了这次罢工。这是他入党后的头一次革
命活动。
通过这次实践，他感到自己有非凡的才能，虽然暂还不能由党内的一些著名领袖平起站坐，但想距也不会太远。他
要在中共夺取天下的战斗历程中显露身手。
同年夏天，张耘和好友孟超、李宇超一起回山东诸城探亲。他是以当时最时髦的国民党左派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
面前的，他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前来探望的，打听消息的，谋求出路的，络绎不绝。张耘为此而感慨万分。
一年前，被赶出家门。那时，他简直陷于“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魄不如鸡”的处境，谁都看不起他。哪知时来运转，
一进上海大学，便找到了出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父亲也改变了态度。一年多的时间，儿子便有之么大的出息，虽然还没有爬上显赫的地位，但已算出类拔萃了。
这次回来，尽管不是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毕竟也替张家增添了光彩。儿子过去的一切不良品行，顿时都烟消云散了。
张发祥笑逐颜开，热情地款待张耘，有这样的好儿子，他感到自豪。
一向死气沉沉的张家，这时突然热闹起来。亲友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专程登门拜访。“三岁看老！”亲友们奉
承说：“张旺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多聪明的孩子，一目十行，过目成育，在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内，你能挑出第二
个吗？”亲友们的一片赞扬声，令张耘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他在家住了一段日子后，便返回上海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
记的张耘，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第一章初试锋芒 2
其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张耘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
委书记。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张耘，双眸放射出闪闪光芒，他似乎从未来的中国的光
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又是领导者，名誉、地位和权势，自
然不在话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与中共翻了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
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有夹着尾巴落芒而逃的；有踏着烈
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当然，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以求一逞。
权术，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因应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长期存在着，并不断有所发展。它既是
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者，可以一步登天；反之，弄巧成拙者，则会招来身败名裂之祸。
熟悉中国历史的张耘，对盛行封建社会的权术，深感兴趣，而且他还将现代的“生意经”、“赌傅经”与之揉合到
了一起。在他看来，眼下搞的政治投机，就是一种权术的支用，它虽不是现钱交易，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
位。目前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看准机会下“注”。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
险主义错误，都做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机灵的张耘一眼便可看出，向忠发这位书记，是聋子的耳朵——虚设，他缺才少德，没有文化，性格粗暴，处理问
题鲁莽，在他身上下功夫，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的实权是在李立三手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投点“资”，
准能名利双收。
正是这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
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
张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准这个火候，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
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
志制定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的赏识。李立三没有辜负张耘的一番苦心，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
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O 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
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
张耕瞠目结舌，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呀！政治舞台，也和赌场一样，一“注”押错，就会输个精光。必须当机立断，
马上刹车，再不转弯子，就会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想到这，他一反常态。“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
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在，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翻脸不认人，严厉地斥责李立三说：
“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
他冷讽热嘲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
张耘这反戈一击，很奏效，不便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候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原来是一场虚惊。”心里
暗暗高兴，这次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根据“风向”及时转了“舵”，今后要好好地运用这一诀窍。
李立三下台了，今后谁又是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式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