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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侦察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这位高级领导人看到这里，气愤地说：“纯粹是栽赃！这是不瞪着眼睛说瞎
话么！太不实事求是了。”可是，他仔细想一想，这种颠倒是非的事，一定会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一个信奉
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创始人，在中华民族灾难临头的时刻，跪倒在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特务，
这太堕落，太可耻了，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搞臭了。
“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他思索着。他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时候，确实是
成立了托派‘中央’，陈独秀也是参加了的。但它成立没过几天，还没进行活动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打击，使他们烟消
云散了。他们的内部出了奸细，向国民党告了密，出卖了陈独秀。虽然陈独秀及时转移，逃出了虎口，但是，除了他和
彭述之等四人外，其余的“中央委员”都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监狱。此刻，托派“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终日这
藏那躲，逃避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根无法再进行活动。它们在襁褓中使夭折了，从此，销声匿迹。
一年之后，也即是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又重整旗鼓另行开张。但不久，塌天大祸又落在他们
的头上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深夜，随着警车的一阵阵的嘶鸣，陈独秀成立的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又被国民
党特务逮捕入狱了，连陈独秀和彭述之都在劫难逃。”
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把陈独秀和罗汉等人看成是同共
产党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撒下天罗地网，派遣大量的特务跟踪追捕陈独秀。陈独秀一直处于一
夕数惊，飘泊不定的状态之中，成了一个流浪者，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他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又怎么有可能主动
上门去送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呢？这个时候，不仅国民党要抓陈独秀，连日本特务机关也
同样要对陈独秀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陈独秀真像康生说的那样自动地去找日本侦探机关谈判，这只能是自投罗
网！
康生的“根据”完全是凭着想象制造出来的。他首先给唐有壬定了一个“亲日派”的性，既然陈独秀已经由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堕落成和“亲日派”唐有壬勾勾搭搭，那么陈独秀肯定就不会是好人了。他不是特务，就是汉奸和托派。
这位高级领导人又进一步深思：唐有壬是“亲日派”，这没有冤枉他。可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成为“亲日派”的呢？
关键就在这晨。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是在陈独秀关进监狱以后的事情。
康生把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提前了一到两年。这样，前言能对上后语了，其实，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
是一九三二年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委会秘书长以后的事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唐有壬成为汪精卫的心腹之后，
才成为亲日派的。而这时，陈独秀已身陷囹圄之中，完全失去了有身自由。
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时，谁不打着“抗日”这个金字招牌，谁便会失去人心。连后
来成为中国头号亲日派的汪精卫，为了笼络人心，捞取政治资本，同蒋介石分庭抗礼，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也拼命
地争抢“抗日”这块金字招牌，更何况唐有壬呢！他的头一个主子蒋介石，和第二个主子汪精卫，都是想打“抗日”旗
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唐有壬有斗胆也不敢喧宾夺主搞“亲日”活动！善于像曹操一样搞“借头术”的蒋介石，岂能
容忍唐有壬的亲日活动，这不是往他脸上抹黑么，蒋介石是不会等闲置之的。
康生说唐有壬介绍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之时，恰恰是唐有壬唱着“抗日”高调的时候。后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日，唐有壬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中充当了牺牲品，被刺生亡。
康生把唐有壬这个幽灵请了出来，让他扮演一个“亲日派”和“日本特务机关的代表”这人决定性的角色，无非是
唐有壬咽气了，不会站出来提抗议了。那么，康生说什么也就是什么了。
这位高级领导人又琢磨：康生制造的第二个“根据”，更是令人百思不解。这就是陈独秀经过唐有壬的牵线，同日
本特务机关勾结之后，双方达成了这样默契的协议：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的回报条件是“每个月给
陈独秀三百元津贴”。康生还在文章里说：一九三五年一、二月，托洛斯基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经明确指出：
“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
看到这里，这位高级领导人气愤地说：“这简直是移花接木。”托洛斯基是一九三五年给他的俄国信徒们发出指示，
陈独秀并不是未卜先知者，他怎么可能在托洛斯苦发指示的前四年，即一九三一年，就已执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了呢？这
不是像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的梦呓么！
看到把陈独秀说成是日本特务的第三个“根据”：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这位领导人觉得
仿佛是说过这种话，他反复地追忆着。忽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出自王明之口。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讲过这种话，他说：“陈独秀是日本人的间谍，每个月领日本人三
百元津贴。”他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他写的题为《日本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一文，文中说：“托洛斯基匪徒分子——是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
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这就是康生所指陈独秀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唯一“根据”。
要是有谁反问一句：收买托派的骨干分子尚且要五万元的代价，而比骨干分子重要得多的“托首”陈独秀，怎用微
不足道的三百元就能收买了，托派首领怎么这样“物美价廉”，而骨干分子又为什么这样“奇货可居”，这不是令人啼
笑皆非么？！
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离开了党，这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悲剧。但他脱
离党之后，孤芳自赏，没有消极，仍然坚持斗争。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学生们看见他境遇
实在太困难了，愿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但他一般都婉言谢绝了。就是收下来，自己也不用，而是转用来接济别人。
陈独秀的这种清高作风，受到了社会上的赞誉。现在康生把一桶脏水当头泼在这样一位以清高而闻名的人的身上，
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不出这位高级领导人所料，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武汉的《大公报》刊载了《傅汝霖等九名教授的公开信》。他
们路遇不平而拔刀相助，公开为陈独秀鸣冤。他们在公开信上写道：“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国民党特务迫害陈独秀，
唐生、王明又在背后捅他一刀，殊途同归，使陈独秀这样一个抗日爱国志士受到左右夹攻，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了。康生
的文章，不仅是伤害了陈独秀，而且也得罪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独秀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托派“中央”刊物
《火花》第三期发表了题为《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一文，他大声疾呼：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便排斥
日货，并提出：反对日本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
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九一八”事变使整个中国像开了锅似的，都沸腾起来了。国难当头，危在旦夕。工人罢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顿时，国民党恼羞成怒，挥舞屠刀，制造了“一二•；一七惨案。”
此时，陈独秀正在主编《热潮》杂志，他已放弃过去的政治路线，挺身而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他立即出
版了“一二•；一七血案”专刊。他还亲自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