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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拍着他的肩膀说：“太晚了，小伙子！你失去了你的机会”。这个细节很重要。吉姆想当英雄，就去做水手，在一艘名叫“帕特那”的商船上做事。第一次航行是把一批朝圣者送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圣地。船在半途漏水了。面临的问题是：呼救？驶往最近港口？跳上救生船？但救生船又不够。水手们和船长都置乘客于不顾自己逃命，但吉姆不愿意。这时他又遭遇与过去相同的处境：站船舷上，跳还是不跳？上次在“训练舰”上他没有跳下去而失去机会，令他懊悔不已；现在无意识命令说不要再次失去机会，于是他跳进海里。他又一次成为胆小鬼。吉姆因此受审，但后来终于为救他人而献身了，实现了当英雄的夙愿。这部小说的意义何在呢？杰姆逊从人物分类入手，先找出人物各自的地位，然后再看他们在符号矩阵中的位置。他发现，船上人员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冒险家，其次是八百朝圣者。小说这样写那些属于“极少数”的海盗船冒险家：
极少数的人们，很难遇见的，过着神秘的生活，保存着不失本色的
魄力，脾气有些象海盗，眼睛出神的象做梦的人们。他们好象是在一团
迷雾似的计划、希望、危险、企图当中过日子，跟文明世界隔绝了，躲
到海角天涯去，他们这种怪诞生活里唯一有成功可能的事情大概只是他
们的死罢。大多数是象他这样的人？碰上什么意外的不幸，偶然滞留在
那里，后来就老在本地船上当船员了。他们现在怕到本国船上去服务，因为条件既然苛刻，对责任的要求就更严格，而且还有海洋波涛这个危
险。他们跟东方海天永久的恬静已经弄的很和谐了。他们喜欢短距离的
航行，舱面上舒服的坐椅，一大群本地的水手，同只有他们是白种人这
个特色。他们一想到刻苦工作就怕得发抖，宁可过一种朝不保夕的舒服
生活，总是将被解职，总是将得到差事，在中国人、阿刺伯人、杂种人
底下服务—甚至于肯替魔鬼做事，只要他能够使他们过得很舒服。他们
整天不说别的，光谈运气好坏；说某人带一只走中国海的船—一桩好差
事；这个人在日本某处轮船上谋到优缺，那个人在缅甸海军里混得很不
错。总而言之，从他们一切谈话里，他们一切行动、神情、态度里，你
都可以瞧见那个弱点，那个腐化的地方，那个打算好安安逸逸过此一生
的决心……
这是一些喜欢行动但不大考虑行动的价值的人。他们的座右铭是“安安逸逸过此一生”，至于什么人生的意义之类，则全然不顾。
第二种人为朝圣者，他们的特点则迥然不同：
受着信仰同天堂的希望的驱使，他们从三个舷门涌上船来，他们的
双脚不断的践踏移动着，没有一句闲话，没有半声怨言，也没有向后面
瞧一下。他们离开舱面四周的栏杆，向前后流散，由张开大口的舱口往
下淌去，直到船里面最偏僻的所在，象水流进水池一样，象水填满罅隙
小孔一样，象水默默的平平上升一样。八百个男女带了信仰同希望，情
感同记忆，从天南地北，从东方的极端，聚会在这儿；他们走过森林中
的道路，顺着河下来，坐马来人的小船沿着浅滩，乘独木舟渡过许多小
岛，身经灾难，眼见奇物；给古怪恐惧盘绕着的心儿始终只靠一个希望
支持着。他们来自旷野的茅舍，人烟稠密的大院，喾海的乡村。他们一
听到一个观念的呼唤，立刻离开他们的森林，他们的开拓地，他们管理
者的保护，他们的富庶或贫穷，他们年青时的环境同他们祖先的坟墓。
他们来时满身是风尘、汗滴、污垢，破布—强壮的人们在前头带领家族，瘦削的老人一步步向前追赶，没有还乡的希望了；男孩子大胆的眼睛好
奇的到处探望，羞答答的女孩子头发披散下来；胆小的女人盖关面巾，用肮脏头巾的松散一头裹住睡着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这些小孩也可
以说是这个苛刻信仰之下的不自觉的参拜圣地者。
他们不象冒险家们那样只顾行动不问价值，而是相反一心追求自已虔信的宗教信仰，并甘愿为此而献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少行动，处处陷于被动。
这两种人之间便存在某种尖锐对立：行动←→价值。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按照符号矩阵的要求，有行动和价值两项，还应有非行动和非价值两项，由此可以为另外两种人，即坐椅上的人和吉姆爷，安排位置。这就得出如下矩阵：在这里，代表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的，是那些坐在甲板坐椅上的人；代表非行动和价值的综合的则是那些虔诚而狂热的朝圣者；行动和非价值的组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最后，谁是价值和行动的融合呢？这正是整部作品提出的中心42问题：什么样的行动方式才有价值。而吉姆爷给出了这一答案。于是就有这样的图式。杰姆逊由此认为，《吉姆爷》试图以吉姆爷最终舍己救人的有价值行动，解决超验的价值与物质行动这一困境。进一步说，这里的符号矩阵展示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正象冒险家们所体现的那样，货币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行动的社会，但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这正是两方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关于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最终带来的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而“需要英雄的国度是可悲的。”
参
从杰姆逊的如上分析可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有一定应用价值。它有助
于清晰地梳理人物关系，并揭示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情势。不过，杰姆逊的
方法已不是纯粹的结构语言学，而融入了意识形态阐释。
顺便讲，符号矩阵也可以用来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如 《祝福》。在我们
构想的这个矩阵里，反抗者祥林嫂与压迫者鲁四老爷形成尖锐冲突；非反抗
者柳妈本来与祥林嫂同属被压迫者阵营，但却愚昧地参与对祥林嫂的迫害；
非压迫者“我”作为从压迫阵营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同情祥林嫂
的悲惨遭遇，想帮助她，然而又缺乏拯救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祥林嫂与帮
手“我”的关系。“我”对祥林嫂的无效的、失败的救助表明，在辛亥革命
后的中国，旧的力量的桎梏依然如故，而新的力量未能顺利生长。因此，上
述符号矩阵展现的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对辛亥革命的局限以
及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无能的批判。
格雷马斯的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虽然有其应用价值，但也不是万能
的。他所构拟的这种叙述语法重在揭示人物行动中的“交换”情形，而其它
方面则多有忽略。相比之下，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布雷蒙的叙述逻
参
辑和热奈特的叙述话语等研究，则是必要的相互补充 。不过，限于篇幅，只
得略去。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才可能对文学语言从事较为全面
而系统的语言学思索，并引导到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大厦的建立。
文学与语言同质
巴尔特对文学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是与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的认
识密不可分的。
在他看来，文学代表着语言的“至福境界”或“乌托邦”。他充满信心
地说：
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忙地朝
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晰性借助于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参 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7—132、140—141 页。参 见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征了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
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如果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
巴
目标才创新其语言的话，这就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只有在文
学中，并通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