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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第第三、四栏。第三栏涉及人与怪兽的关系。毒龙和斯芬克斯分别是穴生动物和敌视人类的怪物，它们必须被除掉才能让人类顺利从大地诞生和发展。这里涉及的是人类从大地起源这一古老传说中的问题。既然怪兽 （非人类）是人类的敌人，被人类征服，那么，这就等于否定人类起源于大地。第四栏列举三个人名具有共同含义：直立行走的困难和笔直站立的困难。它暗示，人类从大地诞生之初，行走不便。因而第四栏则与第三栏相对立，坚持人类由大地起源。这就获得又一组二项对立：否定人起源于大地和肯定人起源于大地。
这两组二项对立之间又构成更基本的二项对立。列维—斯特劳斯总结
说：
俄狄浦斯神话提供一种逻辑工具，它把最初的问题 （从一人还是从二人
产生？）和派生的问题 （从异族还是从同族产生？）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
系，过高估价血缘关系之于过低估价血缘关系，就如企图回避人类土生土长
的问题之于根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一样。尽管经验和理论相矛盾，但社会生
活根据自己结构的相似性证明宇宙论是正确的。因此宇宙论是真实的。列
俄狄浦斯神话所涉及的正是最根本和原初的宇宙论问题：人生于一 （大
地）还是生于二 （男女）？这个二项对立问题本身是难以解答的，神话本文
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回溯的必要的“逻辑工具”。“神话思维总是从
列
对立的意识出发，朝着对立的解决而前进。”如此，神话的功能就被归结为
通过与社会结构的相似性证实宇宙论的有效性和真实性的“逻辑工具”。
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一分析，就其作为结构主义诗学的开创性和示范性
工作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结构语言学模型居然能被如此令人激动地
用来阐释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希腊神话，使这一向复杂而难以统一的神话
本文竟显出统一的“逻辑程序”来！同时，他的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阅读方
式，无疑打开了文学阅读的新维度。
但这样做也必然会招致激烈批评。因为，这与其说是如他自以为是的那
样提供了俄狄浦斯神话的唯一终极本文阐释，不如说仅仅摆出了种种可能的
阐释之一种，而且这一阐释是极端个人性的。不同论者运用他提供的同一原
理，却会从中见出不同的而不是唯一的“凝缩模式”。
不管怎么说，这使得他的结构语言学尝试备受瞩目，在文学研究领域带
来强大震动，大大推动了结构主义诗学的进程。
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
按格雷马斯的观点，列维—斯特劳斯的二项对立模型过分简略和过于机
械，而普罗普的31种功能的归纳又过分琐细和缺乏概括性，因而需要找到一
个详略适中的逻辑模型。为此，他提出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模型，以便建
立文学的叙述语法。
格雷马斯的兴趣不在于对个别文学作品作出阐释，而在于阐明产生这些
作品的叙述语法的实质。他沿用列维—斯特劳斯那种二项对立模型，但更强
调：从一个行动素到另一个行动素的运动、转化即“交换”，构成了文学叙
述的本质。他象普罗普那样，赞成叙述的语法，认为在这种语法中，一定数
量的行动素会转换为一定数量的方式，从而演化出我们称之为故事的各种结
构。但他的与众不同处在于，把故事看作和句子相似的语义结构，可以象分
析句子那样加以分析。
六种行动素，是这种叙述语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源出普罗普的七种神
话角色 （反面角色、捐献者、帮手、被寻找者及其父亲、接信者、英雄和假
英雄），但又按二项对立模型调整并简化为六种三组对立行动素：（l）主体列 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转引自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44—45 页。
列 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转引自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44—45 页。
对客体； （2）发信者对收信者；（3）帮手对敌手。如图所示，这个行动素模型的特点在于，既突出了二项对立，又兼顾了人物行动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在普罗普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寻求妥协或调和的产物。
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故事概要见本书第三章），可谓顺理成章。设主体为侦探杜宾，他的任务是从大臣手中找回失窃的信，那么，客体是那封信，发信者为匿名者，收信者为王后，敌手是大臣，帮手为警长等。由此看，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叙述主人公侦探杜宾如何智取大臣、换回失窃信件。这是一种侦探小说的阅读效果。这里发生的“交换”是明显的：大臣以假信换取王后的真信，杜宾同样以假信换回真信，并以我还真信而换取一大笔酬金。这可以说是交换的游戏了。
其实，如果主体假设有改变，那么，整个阅读效果就相应会改变。例如，可以假设王后为主体，那么，她自己也兼作收信者，帮手为警长和杜宾，敌手则有大臣及国王，发信者仍是匿名的。由此看，小说的意义就是叙述王后如何被失窃信件所支配，又如何努力并成功地解除这种支配。这样，不是侦探杜宾，而是王后成了英雄。
还可以假定王后为主体，那么就会出现如下形势：国王是表面上的权势者，他知道王后收到一封信，但对信的来历、内容和可能的后果一无所知，更对王后与大臣之间的激烈较量视而不见。由此看，小说的意义又有不同了：叙述国王如何愚蠢地对宫庭斗争一无所知，听任别人摆布。
显然，这个模型是既定的，但也颇具灵活性，能丰富小说的阅读趣味。
我们如果用它去阅读中国作品《红灯记》，又会怎样呢？设李铁梅为主体，就会有如下关系。李铁梅面临的行动任务是，在李玉和等的帮助下，战胜敌手鸠山等，把磨刀人传送的密电码送交游击队。这样，这部作品的意义就清楚了：叙述如何机智勇敢地把密电码送以游击队，从而证明革命斗争传统代代相传、革命自有后来人。当然，也可以对此模型稍作变动，作出其他理解。
这个模型可以使小说的复杂的人物关系显出清晰的脉络，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使我们能从小说中品出真正新奇的味道，它更多地只是能帮助证实我们对小说的原有印象罢了。
格雷马斯还有一个著名模型：符号矩阵。这个模型被一些论者誉为当今人文科学领域唯一站得住脚的模型。这个说法夸张地道出了符号矩阵的效力。
符号矩阵吸收了列维—斯特劳斯那种二项对立模型，但更加关心那些不一致而又并非对立的行动素，例如“中立”项，同时，还考虑了变动的或未知的要素。这里，X与反X形成尖锐对立的关系，但X与非X之间却并不正面对立，X与非反X之间就更加微妙。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充分考虑了人物关系及其行动的矛盾、同一、中立、调和、转化等种种复杂因素，从而似乎尤其适用于分析叙事性文学作品如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这里不妨介绍美国批评家杰姆逊运用符号矩阵对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爷》的出色分析。
小说《吉姆爷》是康拉德的“海上故事”之一，大约出版于 1900年。故事的大致情节如下。主人公吉姆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在缺乏生气的环境中长大。但他很有雄心，立志成为一个英雄。当他在“训练舰”上接受船员训练的时候，和一些小孩一道看到港口发生一起事故。有些同学很快跳下快艇去救遇难者，吉姆晚了一步。当他正要跳进水里时，船主拍着他的肩膀说：“太晚了，小伙子！你失去了你的机会”。这个细节很重要。吉姆想当英雄，就去做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