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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哲人 （当然还有其他人）的语言观自然并不完全一致，但确实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的语言观的新气象：语言是加 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公司1988 年版，第3 页。伊 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1 页。探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主要通道，是唯一真正可靠的、确定的东西，因而应是哲学和其它各种学问研究的中心；相应地，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第一科学”，而其它各种学问只是由此而派生的。这种新的语言观自有其空想色彩，却给予人们以无比的鼓舞。
于是，深受理性专权折磨而渴求救渡的文学理论家们竞相为新的“语言乌托邦”而沉醉！
物质生产发展中的语言奇迹
上述新的语言观的确立表明，语言已从次要的表达工具而急剧上升到最基本模型这一高位。这一认识的获得，还不能仅仅从文学内部运动和哲学的变革去说明，而需要到更根本的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求解。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具体讲，应当关注物质生产的发展如何导致了语言奇迹的出现。
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随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原始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还只能运用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去表情达意，信息相对封闭。
2、印刷语言。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发明和普及，这就使语言可以成批“印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信息交流功能大大增强，甚至导致“革命”性变化。例如，《圣经》原来只以少量手抄本传世，阐释权握于少数人之手。但当它的大量印刷本问世后，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可以打破少数人的集权垄断。正是借助这场印刷语言的“革命”，十六世纪欧洲的路德新教革命获得成功。
3、大众传媒语言。尤其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讯、摄影和电影也相继问世，加之石印和照相排版术、铜板印刷术、电话、打字机、排字机等的发明，这就极大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为报纸、电台、出版等通用的大众传播媒介语言。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力空前高涨：交流便捷，信息量爆炸，提供新的时空体验，乃至创造出新的“现实”。
此外，在今天，电脑语言代表了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新高度，它同已有的大众传媒语言一起，已经和正在创制新的神话般奇迹。看来，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语言能力还会有新的飞跃。
总之，从口头和手写语言经过印刷语言而进展到大众传媒语言，语言的作用不断增强，地位不断上升，从而逐渐改换掉次要表达工具这一初始印象，而体现出人们生存现实的构成方式这一新面貌。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表达工具，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本身！这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造成的语言的奇迹的集中体现。
这种物质性的语言奇迹，比其它任何方式都能真切地使人们，尤其是文学界的人们感受到语言的重要性，它的无穷力量。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也等于是说：语言就是力量！
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暂且归纳说：文学内部认识论诗学的理性专权危机和文学家的语言渴望作为“内因”，与共时语言学、语言论哲学及物质生产推动的语言奇迹等“外因”一道，共同促成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的建立。
这种新关系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学把传统认识论哲学扫地出门，虚上位以待，躬身请入语言学（即现代共时语言学和语言论哲学）作为新救主。
因为，既然语言已取代理性而成为文学的中心，那么，也就只有语言学才能统领文学理论——诗学了。
于是，作为以语言为中心、以语言学为基本研究模型的文学理论，语言论诗学兴起了！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形形色色的语言论诗学流派相继勃兴。
主要有：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等。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超语言学诗学，如巴赫金、洛
特曼、巴尔特、克里丝蒂娃、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诗学诚然彼此各有其理论背景和特点，但都一致地把语言问题置于中心地位，由语言进入文学的堂奥，强调语言创造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伊不过，同样是以语言为中心，语言学与超语言学具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方法。
二十世纪语言概念
二十世纪“语言”概念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的。语言是什么？人们普遍赞同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给出的著名定义：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的方法。转这个定义强调语言是供人类交流的符号系统。但事实上，在实际运用中，语言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这主要有两层：（1）语言符号。语言直接指人的说、写、听、读行为及其产品，即狭义“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
文学正在这一意义上是“语言”。（2）非语言符号或拟语言。这是二十世纪特有的“语言”概念。狭义语言的特性被类比和扩展地去概括种种“非语言符号”（nonlinguistic sign）。
这样，“非语言符号”就被看作“语言”。正如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整个文化现象正是一种“拟语言”（quasi—language）。不仅文学，而且音乐、电影、电视、绘画、建筑、舞蹈等各种艺术形态都是“语言”，甚至时装、香水、广告、亲属关系、汽车系统等也都是“语言”。“把婚姻的规则和亲属关系当作一种语言看待。”（列维—斯特劳斯）“绘画是语言。……画中有语法和辞书。”（小松左京、高阶秀尔）“电影是一种语言活动。”（巴赞）“电影是没有语言的言语。”（麦兹）
伊 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76 页。转 引自：《语言与语言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9 页。“艺术必须是语言。”（柯林伍德）“神话是语言。”（列维—斯特劳斯）“心理分析学把所有症候都看成是语言。”（克丽丝蒂娃）正是借助语言概念的这种尽情扩展，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找到大显身手之地。
可见，在二十世纪，语言已不仅仅指狭义语言，而是被扩展指人类的各种符号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语言，而只是说；一切都宛如语言，都能被看作语言，也正由于此，都能用语言学模型去掌握。这显然是一种“大语言”或“拟语言”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语言概念，语言学才敢如此堂皇地进军文学（以及整个文化）领域，也才有语言论诗学的兴盛。
文学与结构语言学
以结构语言学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给文学研究带来一种“革命”性影
响。
结构语言学与文学
结构语言学，又称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指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共时语言学，它在结构主义运动中获得具体展现形态。随着五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文学领域的创造性应用，它就陆续在文学研究中赢得了显赫一时的巨大声誉。人们相信，结构语言学在文学范围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任何其它文化形态（如时装、亲属关系）一样，可以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因为，正如巴尔特所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而结构主义正是“一种分析文化现象的方式，这种方式起源于当代语言学的各种方法”。这就需要凭借结构语言学去找出构成文学的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