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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断裂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家们不再相信理性的引导，而是搬出了新的偶像——语言。
文学家向往语言
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家（诗人和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地怀疑理性的权威，转而把拯救文学危机的希望投寄到语言上。
大约1870年，当时的中学生、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写下“话说我”的怪异诗句。通常的语序该是：“我说话”，这里的“我”是主词，“话”为宾词。一旦按“话说我”那样颠倒语序，主词变成“话”而宾词变成“我”了。这暗示，与其说我们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语言，不如说相反我们被语言操
纵，即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这么一来，语言就被奉为文学的新主宰了。
兰波的先师波德莱尔以及马拉美和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西方率先发动脱离理性而投奔语言的文学运动。他们深信语言具有神奇的创造魔力：“给我粪土，我用它掘出黄金；给我地狱，我用它发现天堂。”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至上或直抒胸臆主张，强调以“象征”（即暗示）去间接表达诗人意图，全力追求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马拉美有句名言：“人们转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这等于直接向以理性 （思想）为中心的认识论诗学发出挑战。他还极端地说道：世界被创造出来，只是要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这意味着说，书的境界即语言世界昭示着现实世界的完美模型。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甚至极端地主张：“语言是思想的父母，而不是思想的产儿”。这道出了语言与理性在文学中的新关系：不是理性主宰语言，而是语言控制理性。由此他把语言当作“艺术的最高形式”，并断言：
王“形式都是万物的起点。……形式就是一切”。语言作为形式简直就是文学的“上帝”了。王尔德还进而提出与马拉美形成共鸣但更为激进的论断：与其说艺术摹仿生活，不如说生活摹仿艺术。艺术的语言世界是如此至美，以卡 西尔：《语言与艺术》，据《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36 页。思 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98 页。转 引自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 页。王 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据《唯美主义》，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8、155、174 页。致于它成为比现实生活更象现实生活的东西，它就是现实的完美归巢。
分析兰波的诗《元音字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文学家们对语言的殷切向往和探测精神：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字母，有一天，我要说出你们秘密的身世。
A是闪闪发光的苍蝇绕着腐臭物
嗡鸣时紧裹着的毛茸茸的黑胸衣，阴暗的海湾；E是蒸气，帐蓬的白净，白帝，伞形花颤动，高傲的冰川枪矛；
I是紫，咳出的血，是美丽的嘴唇
在愤怒或忏悔入迷时迸发出的笑；
U是周期，绿色大海的神圣的震荡，放牧的草原的宁静，炼金术在学者宽阔的前额上留下的皱纹的宁静；
O是无上的喇叭，奏出怪叫的声音，它划破了人世和天使世界的沉寂：
——哦，俄梅加，她眼中射出的紫色的光！
这诗是兰波的名篇，也是象征主义诗的经典之作。它直接向语言本身的奥秘发起进军。作为法语发音音素的五个元音字母，本来毫无意义，但诗人却以其非凡的洞察力“瞥见”了它们的深长意味。A——黑，E——白，I——红，U——绿，O——蓝，它们竟合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同时，它们也构成了音乐的世界：苍蝇嗡鸣，人的笑声，大海震荡，草原的宁静，喇叭怪叫等。此外，它们还是气味的世界：苍蝇的腐臭、咳出的血、美丽的嘴唇等，这样，五个元音字母组成了富于色彩美、音乐美和气味美的生动世界。这使我们无法不认识到，语言本身看起来是“无”，其实是“有”；正是它在组织梳理或美化我们这大千世界。于是，这首诗不失为象征主义关于语言的意义的寓言。而且，诗中对语言的色彩、声音和气味的描写，也揭示了象征主义有关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等基本主张。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文学内部理论界和创作界对语言的热烈迷醉本身，还不足以引发文学向语言学的实质性靠拢。它还只是“内因”。这“内因”有赖于与某些“外因”的结合才能成事。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有力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因为，在西方传统上，文学理论 （诗学）总是从哲学寻求基本理论支点的。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大约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学家们在厌恶了理性的专横后，转而“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 （柏格曼），相信凭借“改革”和“理解”语言可以解决“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罗蒂）。这就导致了作为“认识论转向”和“认识论哲学”的反动的“语言论转向”和“语言论哲学”的出现。“语言论转向”意味着：其一，不是通过叙述“理性”、而是通过叙述那借以叙述理性的叙述方式本身即“语言”，才能开辟叙述“世界”之路；其二，相应地，“语言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语言论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即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这与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哲学”不同。它虽然只在“分析哲学”中才形成集中和典范的形态，但实际上具有涵盖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宽泛和全面意义。德国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正确地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在本世加纪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英国意识形态批评家伊格尔顿也对此
确信无疑：“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伊这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都可以大约归结为以语言为中心的广义的语言论哲学 （或语言学哲学）。这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在最基本的本质与现象问题上，反对本质先于现象，主张否定本质在先甚至拒斥本质问题 （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重要的不在“说什么”，而在“说”本身，即在语言。
第二，不是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而是语言形式决定理性内容（分析哲学、卡西尔、心理分析学和结构主义）。
第三，从而不再把自身奉为万能的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自动“降格”为具体、专门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样，全部哲学问题就似乎只是语言问题或
者它的扩展了。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必然会带动诗学的“语言论转向”。在此过程中，哲学的新语言观提供了强大的启示。
哲学的新语言观
有三位哲学巨人对这种新的语言观的确立作出了特殊贡献。
首先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在西方较早集中深思语言、符号问题，作出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从而提出建立统一的“符号学”（semiotics）的伟大梦想，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语言学或符号学旨趣。这一主张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设想不谋而合，更有力地搅动着二十世纪语言论大潮。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首次规定了心理与逻辑、主观与客观、概念与客体的区分，强调从命题的语境中追问词义，从而把哲学的焦点从理性转向语言逻辑。这种语言观直接成为维特根斯坦等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来源，也由于与胡塞尔的“亲缘”关系而影响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由此波及二十世纪哲学的各个领域。难怪有人会把它视为与“笛卡尔的同类革命规模相当”的一场哲学“革命”（达美特）。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也对语言作了深入探索。他早期从逻辑角度研究语言与意向活动，主张语言与逻辑的同一，寻求绝对意义；晚期则转而从“生活世界”追问语言的实际的、多变的意义，强调语言与丰富、复杂的实际生活的联系。这种语言观及其演变可以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观的演进中找到回声，并由此扩散到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甚至助成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等当代几种语言论诗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