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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在研究文学的时候，语言学途径毕竟有
限：它们可以清楚地描述文学的语言构造，但在阐释这种语言构造的历史根
源和情境时却显得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或者说，它们原本就轻视或忽略语
言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情境。对此，拉康、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已经逐渐有
所醒悟，不过还缺乏走出语言学困境的有效办法。
这样一来，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途径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了。
超语言学不是要对抗或拒斥语言学，而是既正视它、利用它，同时更超越它，伸展到它之外的更广阔领域中去。超语言学要求吸取语言学的成果，但注重
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综合视界去看问题。也就是说，它仍然以语言问题为中心，不过是要把语言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或更根本
的历史根基上。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尔特和克里丝蒂娃，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杰姆逊、伊格尔
顿，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拉特，文化唯物主义者如道利摩尔等，曾作过各
自不同的建树。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暂且只约略介绍巴赫金、洛特曼和格林
布拉特的有关论述，以见一斑。
意识形态符号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本是主要活动于这个世纪上
半叶的苏联诗学家，他的独创性著作大多写于或出版于二十至四十年代。但
是，由于他的生世和学术性格的特殊性，他的影响和声誉主要是在五十年代
以来才逐渐确立的。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西方以一种“重新发现巴赫金”
的势头，出版和阐释他的著作和思想。一时间，“对话”、“复调”、“异
声同啸”、“狂欢节”、“未完成性”等巴赫金术语，汇入到加达默尔、拉
康、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利奥塔尔等的术语的激流之中，使得西方美学“对话”由于注入新血液而愈益活跃。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当今诗学热门话
题中的不少精妙构想，其实早已为巴赫金探索过了。纽约白银纪出版社在关
于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出版说明中甚至说：“当代符号学
巴
的许多理论原理同巴赫金早期著作中表达的思想非常接近”。 这话不无道
理。巴赫金的语言观和超语言学研究，同当今超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潮流具
有惊人地一致而又独特的联系。
说到巴赫金，首先碰到的疑难就是有关几部著作的署名问题。本书采纳
如下一种说法：以他和梅德韦杰夫 （P。Medvedev）及沃洛希诺夫（V。Volosinov）署名的几部重要著作均出自巴赫金之手。（包括与人合写）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第1 页。
这些著作是：《弗洛依德主义批判》（1927）、《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等。巴赫金继托洛茨基之后，与俄国形式主义展开正面交锋。正是在这种不是回避或简单否定而是正面的
交战中，巴赫金给予语言和语言学以中心地位。问题在于，既要以语言为中
心，而同时又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的思路该如何铺设？这就意味
着，采纳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的语言中心主张，但却不能蹈其形式主义覆辙；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须调整和发展其总体战略，例如，重新审
视内容决定形式的模式，给予形式以新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进展在马克思主
义诗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就要求巴赫金提供出一系列能充分体现上述战
略意图的新的独创性概念，而他也正是这样做了。他做得怎样呢？我们不妨
来看看其中的几个：“意识形态符号”、“艺术话语”、“对话、”“异声
同啸”“超语言学”。
巴赫金把自己的诗学建立在如下基本假设上：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
象，社会离不开语言，语言与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值得注意的富于独
创性的概念则是“意识形态符号”，以及由此而引伸出的观点：文学及其它
艺术是“意识形态符号。”
在此之前，人们一般是在“意识”或“观念体系”的意义上使用“意识
形态”的，相信它可以反映物质关系。巴赫金鲜明地提出：凡是意识形态的
都是一种符号，而且这种符号属于现实的一个“物质部分”或“物质中介”。
巴这显然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首次大胆的语言学阐释。由此出发，巴赫金强调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符号，是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物质性体现，这就既抛
弃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抽象语言系统的观点，也赋予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以
物质实体含义。“意识形态创作的全部产品—艺术作品、科学著作、宗教象
征和仪式等—都是物质的事物，是一人周围的实际现实的各个部分”。而文
学的这种物质性也就在于它的符号性，即文学的社会意义只有“在某种一定
巴
的符号材料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不管词的意义是什么，它都在具有
某种广度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之间建立联系，这联系客观地表现在人们的联
合反应之中—表现在通过语言、手势、事情、组织等作出的反应之中”。巴
这就使关于文学特性的几种不同观点在此达到了综合：
意识形态性＝符号性＝物质性＝语言性这里我们已看到对卡西尔及后来的
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的观点在意识形态视界上的某处程度的新的综合。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符号的物质性并不意味着象机械唯物
《
论那样“忽视意识形态事物同自然界物体的区别”，或象享乐主义那样使其
《“完全等同于个人消费品”，而是表明：文学作品是“社会沟通”的客体。
这里的“沟通”，指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学作品（意识形态符号系统）而建立
起特殊的社会联系和相互影响。巴赫金说：
不了解社会的联系，亦即不了解人们对特定符号的反应的联合和相参 见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弗洛依德主义批》，附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142—183 页。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纽约，1973 年版，第9、11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巴 赫金：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 年版，第8、10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互协调，就不存在意义。沟通—这是意识形态现象首次在其中获得自己
的特殊存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意义、自己的符号性的环境。所有意识形
态的事物都是社会沟通的客体，而不是个人利用、直现、感受、享乐主
义的享受的对象。《
这样的描述显然已带有人与人相互沟通的社会乌托邦色彩。分别注重艺
术符号的沟通性与物质性已不新鲜。但把这两种观点综合在意识形态符号这
一新概念中，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社会沟通的物质性形式，或物质性社会沟
通形式，这在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史上是一种独特创造。
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物质性”呢？巴赫金把它归结为文学特
有的内部符号系统—“物质现实”或“物质实体”。“物体—符号的创造本
身，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艺术中，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
《
的物体的一切细节”。这种追寻艺术符号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意向诚然有益，但对“物质性”的开拓仍过于素朴和狭隘。这还有待于同后来的“文化工业”（阿尔多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等联系起来思索。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