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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①
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曾经漫游祖国的名山大川，探察历史的遗迹，这对于
完成他的宏篇巨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漫游考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他20岁时开始的。为了开阔眼界，弄清楚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的环境，追踪重要历史人物的行迹，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探寻传说
中大禹住过的洞穴；考察九嶷山，寻访舜的葬地；也曾泛舟沅水湘江，凭吊
屈原的志洁行廉；他还曾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临淄、曲阜等地与儒者
谈经论业，观瞻孔子墓地及其生前所居之堂、所遗之物，观看孔子的后学弟
子在仲尼的庙堂上演习各种礼仪；又到孟子的故乡邹峄之地，学习乡射之礼，
为邹鲁之邦浓重的儒风深深地感染了，留连“不能去云”。此后，司马迁继
续南行，访问了孟尝君的封邑薛，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彭城，汉高祖刘邦及
汉初诸多名臣的故乡沛丰，收集了大量的秦汉之际重要人物的行迹，然后，
他经过梁、楚之地，折回长安。
第二阶段的游历是在他入仕之后，大概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司马迁“仕为郎中”。郎中是汉朝宫廷内部一个很低的官职，平时守卫宫门，
出巡时侍从车驾，是皇帝的近侍官。此后，司马迁经常侍从武帝，巡幸郡县，
省察民情，进行封禅活动。这期间，他先后到过西北，奉使川蜀滇中，登泰
山封禅，东巡海上，北临碣石，巡辽西，历九原，还曾跟随汉武帝到濮阳一
带“负薪塞河”，以防治黄河水患。几年中，司马迁多次侍驾出巡，足迹遍
及全国，远涉边陲夷地，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阅历。作为皇帝的近侍，他也
更多地了解了宫廷的内幕，参加了各种大型典礼，更熟悉了朝堂礼仪。
这两个阶段的游历出行，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大
量的逸闻趣事，进行了切实的历史考察和民间采风，这对他后来写作《史记》、
写活历史人物作了十分有益的积累。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3年后，元封三年 （公元前
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谨记父亲的遗训，缀集天下遗闻轶事，博
览皇家旧史群书，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他一面忠心耿耿为皇帝做事，主
持改订“太初历”，一面“绝宾客之知，亡世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
力”，潜心著述。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横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
公元前98年，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进攻匈奴。李陵一马当
先，横扫千余里。但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战败被俘，被迫投降匈奴。消
息传来，武帝十分震怒。司马迁素与李陵交好，知其为人，便向武帝坦陈自
己的看法，认为李陵战败迫降，实为不得已，将来一遇机会，定会报效朝廷
的。这下惹恼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故意替李陵辩护，于是下诏将李陵满门抄
斩，同时，将司马迁打入死牢。他在狱中关了4年，他曾想一死了之，但是，
父命未竟，事业未成，如此一死轻于鸿毛。于是他从容就“腐刑”，忍辱含
垢活下来。出狱后，他被任为中书令，但司马迁早已无心仕途。他看透了人
间的世态炎凉，对最高统治者残暴无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每念斯耻，
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之所以“隐恶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
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苟且偷生，
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了却著述《史记》的心愿。于是，他把屈辱深埋心中，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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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著史。到公元前90年，整整18年
的时间过去了，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他的宏篇巨制《史记》。此后，他便消声
匿迹了，以至于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也无人知晓。他把他全部的热情、
全部的心血、他的激动、他的泪水、他的喜怒哀乐以至他的全部生命，都倾
注到了这部《史记》之中，他在他自己的身后留下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2）《史记》的思想意义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记》中。《史记》是中国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年的历史。全
书分为8书、10表、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史
记》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总结，也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文学的典
范。它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述与评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褒贬，体现出作者
的人民性、批判性的进步思想倾向，这是《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之作的精
神支柱。
《史记》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革，颂扬为历史变革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例如，
他说：“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这就肯定了历代变革的正义性，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在政治思想上，
《史记》维护“大一统”的观念，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他颂扬秦始皇统一六
国的丰功伟绩，也赞同刘邦结束楚汉纷争、重新统一全国的伟业。尽管他对
此二人都有其他多方面的贬责，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的
统一有利于人民的安定，为民心所盼。他赞成“王道”，反对“霸道”，他
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上升时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深深植根于人民
性之中。
《史记》的人民性集中体现在对民众疾苦的深深同情，以及对人民群众
反抗暴力统治的斗争的肯定上。例如，他热情歌颂了陈胜 （字涉）、吴广领
导的反秦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对于这样一个在不大的范围内建立政权，前
后不足六个月的农民领袖，司马迁将他列入“世家”，就是因为“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陈胜乃“无土而王”。这是对传统的宗法观念的大胆突破，反
映了司马迁的远见卓识。司马迁正确分析了起义的原因，是由于“秦失其政”，
“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天下苦秦久矣”，从而揭示了这次农民起
义爆发的根源。其认识是深刻的，闪烁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也为人民反抗斗
争的正义性找到了最充分的根据。司马迁倾注着浓厚的感情，描写了陈胜少
时的“鸿鹄之志”，危难时刻敢“为天下唱”的首创精神，建立“张楚”政
权的雄才大略，以及起义后天下云集、队伍迅速壮大，攻关掠地，摧枯拉朽
的磅礴气势。司马迁也描写了陈胜的错误和失败，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寄予
了深深的惋惜与殷殷的同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出自陈涉口中的
呐喊，也是司马迁心中的呐喊。正因为如此，他把陈涉与古代“圣贤”汤、
武、孔子并列。这是司马迁对陈胜的崇高评价，也是《史记》人民性的集中
体现。
《史记》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为一批下层社会的人物立传，其中有刺客、
游侠、医卜、倡优等等。他赞许刺客“士为知己者死”、舍身反抗强暴的英
雄行为；他歌颂游侠急人之难、济人之困、轻生死、重然诺、见义勇为、舍
己为人的侠义精神。例如，他笔下的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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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却“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郭解则是“以德
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游侠是与统治者相对立的，
司马迁倾注自己的强烈感情，和着自己的泪水颂扬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为那
些被摧残、被损害的社会弱者申冤复仇的英雄。
《史记》坚持了史家忠于史实的“实录”精神，对统治阶级，甚至是当
朝最高统治者的残酷、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