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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当我们告别母校准备各奔东西时，老师在我们不无寒酸的行囊里放了这样一句话：心中有片蔚蓝色，永远张开挺进的帆！不知同时散去的同学作何想，他们没说，我也没问，反正我是顷刻间感到了富有——行囊已青春。背负着行囊中的青春，自然会扬起风帆。一路行来，也就有了自以为青春的文字——《青春的子弹》。
将自己的文章集成一册，然后，毫不脸红地自诩为“青春的子弹”，是否有些狂妄？更何况毕竟年纪一把了。一大把的年纪，却又偏偏开口闭口地谈论小年轻们方才自炫的“青春”，是否有些妖了？“老妖”的名字终究不好听。然而，话又转回来，老而能妖，是否是说老妖正青春？当七十几岁的梁实秋筹划着迎娶韩美人时，不理解的人蜂拥而至。此时，他的一位学生为了安慰老人，便上书一封，言及他非常支持老师，因为老师毕竟老了，需要有个伴儿。没有想到的是，学生的好心反而激怒了老师，以致梁老先生不能不高声喊出：我不是为了找个伴儿，我是在恋爱。
谁能说这样的“恋爱”不是青春？
因此，这册“青春的子弹”，也不仅是一本小小的文艺评论集，而是我引以为豪的青春的姿态。此时，我正以青春的姿态向您行着注目礼，倘若我把那所谓的“收腹、挺胸、抬头”的动作做得不够标准，那就请您伸手纠偏吧。我期待着。
行文至此，本欲打住。奈何沈奇老兄说：“这样的序文写得好像是第一次出书的人写的，有些飘，还是要补充些有关书的内容。”既是如此，那就说说这本书——《青春的子弹》吧。
本书虽说已是我的第三本书，但书中文字有的比前两本书中的文字的写作时间还要早，有的甚至是我刚开始学习写评论时的文字，其间幼稚比比皆是。所以，那子弹也就有了假的成分，比如，有些弹头就是橡胶的，但这假子弹却呼啸着真感情。故此，也就不避脸红地录了来。当然，无论真假，只要是子弹，就有伤人的可能，倘若果真的话，我这里先致一歉。不过，天地良心，我只是对艺不对人，而这几乎是废话，不说也罢。
此外，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都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过。今日拾来，不是意味着这些文字可以永垂不朽，而是出于自爱，所谓敝帚自珍。当然，也有展现前文所说的“青春”之意。
要说的是，我之所以能够走上艺术批评之路，是与美术史论家程征先生的厚爱有着直接关系的。正是程先生的推荐，我的文字才第一次登上了声望颇高的《朵云》。而使我在美术圈博取了一点功名的老师则是《江苏画刊》的李建国先生。两年前的冬日，天正飘着雪，我接到了李老师电话，说准备在《江苏画刊》连载我写的“为长安画派结账系列”的文章。说实话，我当时欣喜若狂。而此前，我们不仅没见过面，他甚至搞不清我是干什么的。后来，《书屋》杂志原主编周实先生又约我写二十世纪中国画家，每期一万字。这样，也就有了我在《书屋》上的“雪尘语画”。后来，《雪尘语画》由湖南美术出版社集成了书，所以，关于《雪尘语画》我也就不多说了。我在此要说的是，引领我走上批评之路的先生们，有的见过，有的至今缘吝一面，比如周实先生。但是，无论见过，还是没见过，他们都让我沐浴在了温暖之中，真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最后，我还必须向促成此书的薛原先生，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致以谢意，没有他们，我的“子弹”还不知要在自家火药库里呆上多久。
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
？ 王纪潮
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Harris）在给学生上人类学课时，经常让学生传看打开盖子的装有油炸蝗虫的日本罐头，还随时加上一句：“别太贪心，给你的邻座留一点！”欧美学生一般都厌恶昆虫食物，他的这种小技巧能够很快地让学生进入到文化差异的氛围。
马文·哈里斯认为不同文化中的食物禁忌（被神话或是被厌弃）是动物的“额外用途”的理论决定的。人们选择某种动物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是由“最佳搜寻理论”（获取动物的支出/收益比最廉价）决定的。所以人类尽管是杂食动物，却只狩猎那些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热量回报率的动物。在印度，牛是神物不得宰杀。可是在吠陀时代，印度人一样吃牛肉。由于人口增长肉食越来越有限，吃牛肉对印度人来说就十分的不经济。因为用谷物饲养牛，有十分之九的热量和五分之四的蛋白质被浪费掉了，而奶牛将饲料转化为可食蛋白质比肉牛的效率高六倍，喝牛奶就可以避免这种浪费。加上牛可以耕作、粪可做燃料这些额外用途，它就成了圣牛。世界上有些地区讨厌猪的原因在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后，人与猪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发生冲突，人不能牺牲自己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喂猪。当地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收益成本上优于猪，所以后者成为了不洁的食物。从文化上讲，人类自身选择最经济有效的食物供给方式与地缘物种分布有关，而在人类学家的眼中，宗教这个时候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了一种与先已经存在的有用的实践相吻合的决定”。
马文·哈里斯把人类对肉食的渴望作为食物禁忌的基础和全书的总纲，文化传统和食物禁忌都由此展开。他指出，世界的主要宗教在仪式上屠宰牺牲的祭祀，起源于史前分享肉食的习俗。禁忌某种食物，实际上是为了更平衡地获得蛋白质的供应。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实际上可以看成围绕肉食展开的一系列的仪式。在中国古代，无论牲畜饲养业如何发达，肉食供应肯定不能满足所有的人。当时不可能想到凭票供应这一类的方法，社会为了解决蛋白质供应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等级压缩肉食的供应量，这样做的缺点是很容易引发不满和反抗。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一套食肉规则（或者说是禁忌）和说教，让人们压制欲望，心安理得地接受缺乏肉食的现状，譬如宣称饭食和肉食是华夷之辨。其次是制作青铜礼器，以肉食供奉神明，使普通人不得觊觎，各等级的贵族则可以按照身份享用肉食。其三是按照年纪大小享用肉食。如孟子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这些规则和说教混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礼”。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规律看，肉食在前，饭食在后。先秦时代的礼制刚好相反，以饭食优于肉食而贬斥肉食。如果不是肉食供应有困难，谁不愿意满足口腹之欲呢？
由食物禁忌与礼制的关系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礼的本质问题。它究竟什么呢？孔子讲是“仁”，是“克己复礼”。我们过去说这是消极的东西，从马文·哈里斯文化中的肉食禁忌来看，这其中确实有许多道理。“克己”应该是社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如果无法抑制社会不断增长的对肉食的需求，社会分配的混乱无序会无休无止，所以克己为“仁”。作为政治家、哲学家，孔孟都看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肉食供应匮乏现象。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中，除了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礼）或者食物禁忌，并且遵守这套规则以克制人们的欲望之外，我们到现在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种种食物的禁忌和暗示就有幸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文化传统。
（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7月，16元。）
站在边缘的流亡者
？ 丁国强
爱德华·W。萨义德2003年9月25日在纽约辞世。这是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萨义德是一个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批判者，他把自己当作置身于固有秩序之外的流亡者，用“业余者”、“圈外人”的异端身份发言。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用批评提升生活的目的。他的《知识分子论》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文化角色所作的思考具有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