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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举刀砍向儿子，这只是一个隐喻叙事，是因为怀疑而弃绝的极端例子。这就是克尔凯郭尔试图表达的——信仰就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不是传教士嘴里的故事，他们只会叙述别人的痛苦，而从来不经历痛苦，莅临每个个体必须莅临的心灵炼狱。无边弃绝的结果，也许就是杀人犯，也许会在更高的层面无限地拥有，毕竟，上帝制止了约伯的行动。在上帝的保佑下，约伯度过了余生。
信仰的荒谬就在于没有结果利弊的考量，没有任何现实的目的，比如为国家利益杀死自己的儿子，是神话英雄，但不是信仰骑士。信仰是绝对的私人事件。为一种非现实的力量而公开对抗积习和成见，看起来几乎是精神病的犯罪。约伯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行为使他成了人类的公敌，让克尔凯郭尔产生了“伦理的绝望”，并凭藉这荒谬来战胜绝望。
荒谬起源于强烈的激情和强大的个人意志，而做一个好父亲则不属于这种个体内在化的抉择。作为外在的伦理要求，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会让生命自身弥漫着庸俗的迷惘和虚无，而信仰是为了从虚无的迷雾中找回那个自我。克尔凯郭尔认为，约伯之所以那样做，首先是为了自己，其次才是上帝。
那么约伯是一个信仰革命家吗？革命家都在砍砍杀杀的，这是历史的图景。
革命在本质上是激烈狂热的，因此，对于一切与自己的想法对立的东西，它必须充满暴力、不受约束、野蛮任性、肆无忌惮。但人们很少指责它野性难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它还是有所顾及的。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怎样的指向外界，实质上还是收心内省的，因为与他的激情相关的是一种绝非野蛮蒙昧的思想。
看来有两种革命，一种是砸碎旧世界，一种是诀别旧自我。克尔凯郭尔理解的革命是后者，放弃权利和义务，放弃道德代理人的身份，放弃家庭，正如约伯，他彻底地丧失了那个外在的自我，更具体地说，他放弃了自身和世界的一大堆关系，不是为难世界，而是为难自己，因为他发现了那个“外在自我”的蒙昧：
这是一种无以伦比的个性缺乏。在由单个人组成的世间也是如此。要是失去了基本的激情，那么姑息行为以及所有的一切，就都成了毫无个性、无足轻重的外在。于是奔腾的理想性洪流塞滞，共生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野蛮蒙昧……
是要遗世独立吗？是要凌空蹈虚吗？但谁能证明当初的那个“实”怎么就不是“虚”呢？所以，非得把世俗的希望灭尽，即便承受世俗生活，也应带着“基本的激情”，行走在人群中，但不属于人群的“那个个人”，时时抓住“存在的问题”，发现生命的漏洞，在泪水中“为自己缝补”。
把针扎在肉里，穿针引线，血泪迷濛，才能走到上帝的面前。信仰的前提是《新约·路加福音》里说的：来到我这里，并从未恨过其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妹、甚或其自己生命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
从这个被忽略的避而不谈的条件，克尔凯郭尔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信仰之路，相信是从怀疑开始的，希望是从绝望中孕育的，正如约伯献出儿子，克尔凯郭尔献出了他的雷吉娜，并坚信爱的永存。雷吉娜的临终告白，证明了这个古怪的信仰骑士，在失败中赢得了他的胜利。
何处有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金岱“精神隧道”三部曲
？ 陈 墨
金岱曾是追求文学新形式的先锋，而后却宣言要做“意义的先锋”，旗帜鲜明地追索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似乎完全不怕“上帝发笑”。因而，他将自己过去十几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侏儒》、《晕眩》和《心界》，干脆取名为“精神隧道”。
金岱的小说创作，始终直接面对着自己的时代，面对着这一时代精神领域中出现的严峻问题，诸如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侏儒化，精神文化领域的荒漠化，文明转型期的精神扭曲和价值缺失，传统农业文明及其君父伦理和现代商业文明及其金钱效应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既是金岱小说创作的背景，也是他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处理的思想主题。这使得他的“精神隧道”长篇小说系列具有独特的人文艺术风貌和宝贵的思想精神价值。
一
《侏儒》的故事层面看起来非常简单，年轻大学教师兼业余作家文仲无法忍受老岳父的家长专制，想要搬家，但他的决策得不到妻子的支持，因为妻子习惯于一切听老父亲的安排和指挥。此外，文仲还面临着搞创作还是做研究、调北京还是留本地、对钟羽英的爱情是接受还是拒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常人看来，这些问题实在不足挂齿，但在文仲的生活中，这些全都成了哈姆莱特式的难题，成了无法摆脱的自我精神折磨。
经过长期斗争，文仲终于获准搬家。不过，与其说这是一次胜利，不如说是一次逃亡。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文仲的小家庭虽然有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但它的钥匙却依然掌握在老丈人的手中。对文仲而言，这当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问题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得已，因而总是妥协又妥协。其他问题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结果，固然由于环境恶劣，更因为文仲无能。
我们看到，小说叙事的重点，其实并不是人与环境的冲突，而是主人公文仲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矛盾和痛苦，和他总是患得患失因而左右为难的心理状态。看起来，文仲是患上了“选择病”，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却是“侏儒症”：善谋而不善断，富有智慧却缺乏意志，是一种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或形体上的成人、人格上的侏儒。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思想界的主题或兴奋点都一直集中于“审父”，而金岱更关注的则是知识分子的“自审”。
文仲如是，他的学生周力如何？看上去，此人年轻有为、生机勃勃、敢闯敢干，与文仲形成了鲜明对比。妙的是，爱慕文仲且专为文仲而来的钟羽英，最后却爱上了周力并随他而去。她显然认为，周力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问题是，这个总是跟着感觉走、其实是跟着潮流走的青年，这个明显缺乏理性与自我的中国式“无头苍蝇”，不过是精神侏儒的另一种符号形式。
周力如是，小说《侏儒》中的其他人物亦莫不如是——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文仲的同事老赵是“选择病”患者；文仲的妻子是她父亲的绝对臣仆；文仲的岳母是她丈夫的应声虫；而文仲的岳父看起来是绝对的君主，其实却只不过是从未露面但又似乎无处不在的“老排长”意志的表象。很明显，小说《侏儒》所写的不仅仅是文仲这一个侏儒，而是一个侏儒的世界。小说《侏儒》其实是一个寓言。它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主人公文仲的那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而是关乎我们民族“生存还是毁灭”的一个重大主题：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侏儒化，人的侏儒化即侏儒现象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仲虽然仍是侏儒，但他的自我觉醒让这个侏儒沉睡的世界透进了一缕光明。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侏儒》未尝不可以看成新时期文学中的《狂人日记》——那“狂人”再度醒来，只不过，当年愤怒的呐喊，变成了如今痛苦的沉思。实际上，文仲并非真的“一事无成”，他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而他的思想觉悟，又具有明显的精神启蒙价值。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工程。首先，他意识并传播了“人是人自己的标尺，人是人自己的世界的立法者”〔1〕的思想；进而，他的反省还涉及一个几乎从未被涉及的思想主题：“最不可救药的就是那种把责任往外推的人，那种躲在抵挡一切责任的螺壳里的人，对了，什么责任都推给别人，推给命运，或者推给社会，甚至呢，推给文化，该死的古老文化！”〔2〕这些，其实不妨看成文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独立宣言。
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多次浪潮，但那只是受伤的呻吟、愤怒的呐喊、狂热的梦呓和苦闷的喧嚣，不过是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上的表面文章。只有了解这一语境，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