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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声色犬马过的克尔凯郭尔，发现那样的生活会把人推向无聊的极致。选择是有的，但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是在陈年干邑和牛奶麦片之间的选择，周而复始。这样的选择把每个瞬间擦亮，但生命依然暗淡无光。肉体时间总是有限和必然的，回答永远是肯定的，其表现形态就是自得和沉醉。尤其沉醉，和审美幻觉相关，肉体时间的间歇性在此依然有效。因此，捧着啤酒看足球赛和卧在床头读《红楼梦》也就没有多大区别，而沉醉之后呢……无聊却变本加厉地袭来。球赛一结束，书一合上，无聊的显性症状——郁闷，像抹不去的黑色团块，积压在我们的心底。这可以觉察但无法辨明的秘密，让生命如此不堪，它的具体表现是：
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不管结婚与否，你都将后悔。相信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她你也会后悔，不管相信与否，你都将后悔。上吊你会后悔，不上吊你也会后悔，不管上吊与否，你都将后悔。这，先生们，就是对一切哲学的总结，也是一切哲学的精髓。
非此即彼，人必须选择，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理性并不能让我们避免无所适从的两难困境。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哲学精髓”，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或者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人怎么选择。这是怎样的选择，有没有一种绝对的选择，让我们在不安和无聊中克服绝望呢。
从“认识你自己”到“超越你自己”，从“人是理性的”到“人是精神的”，哲学的现代面貌越来越明晰，而最早去撕扯面纱的那个人，正是克尔凯郭尔。
因为有面纱的遮掩，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体面、自得和自满。面纱何以成为面纱，是因为它的装饰功能，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这装饰品的质地，是一种叫理性的东西。理性是什么，是现成的规则，是既定的，是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爱雷吉娜是感知范围的，而娶雷吉娜则属理性范畴。克尔凯郭尔试图澄清的是：理性和我所感知的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的内心正遭遇着恐惧和不安，那我就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种罪吗？如果我不能够像神一样的行事，我脆弱的肉身总是摇摇晃晃，我发现了并承受着我的忧郁，这才是实情，是躯体的秘密，是命运的表情，尽管我发现的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根植于无边弃绝中的信仰
忧郁是克尔凯郭尔的人格酵母，忧郁注定了他的思想触觉，总是指向人类经验的阴暗面。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人对自身，对那个“旧自我”的切齿仇恨。克服绝望的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新的绝望，这就是自毁和自救的辩证。
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父亲或者说教者具有自由思想。不，他从来都不是伪君子。不，最危险的事情是，他是个虔诚而敬畏上帝的人，孩子在内心深处坚信这一点。但他仍然注意到，父亲的内心隐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以致尽管敬畏上帝，尽管虔诚，他内心仍不得安宁。最危险的事情恰恰是，孩子不禁得出一个关于上帝的结论：上帝并非无限仁慈。
父亲的不安，有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曾经在困苦无助的时候，诅咒过上帝，在飞黄腾达的时候，诱奸过女佣。尽管他后来娶了她，她为他生了七个孩子，克尔凯郭尔最小。一个人的一生，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生命的黑暗洞穴，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啊！除非你没有反思的能力，除非你是一个伪基督徒，你才会是平静安宁的。可这样的平静安宁，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罪感”中煎熬，他必然因“信仰”而获罪，他陷入了更深的“罪孽”之中。于是，能否像神一样的行事，德行完美无缺，这和信仰无关。在父亲那里，信仰成为可能，而像神一样地完美无缺怎么成为可能！人已被上帝所弃绝，被抛向无边弃绝的荒漠之中，克尔凯郭尔才发现，信仰就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信仰，如果这样的置疑成立，那么信仰就是人对自我的审判。
克尔凯郭尔的荒漠，不是逃避，而是拒绝，因为怀疑而拒绝，拒绝一切外援，自毁和自救作为一桩私人的事件，是人内心的风暴，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和卡夫卡的“荆棘丛”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公园里闲逛，落入荆棘丛。人们听到了他的叫喊声，前来搭救。可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因为没有通往荆棘丛的路可走。公园的管理员说，你一定是沿着一条禁止通行的路，穿过从来没人走过的树丛才陷入其中的。不对，荆棘丛好像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才长出来的，这个人回答。他尽管有些不情愿，有些懊恼和恐慌，但获助的希望却很渺茫。不知不觉，人的脚下就荆棘丛生，因为你走了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纵身一跃，那一刻，满目凄凉，但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下定决心的灵魂总会想出办法。对此，克尔凯郭尔也坚信，绝望的程度越深，解决的办法则离我们越近。其前提就是独自一人，深陷囹圄。信仰就是那脚下的荆棘丛，疼痛和鲜血就是为信仰出示的证据。
要是个体在没有通过一种内向化的选择的情况下，就同一种观念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恣意妄为和不知节制的情况……如果取消了对自身的关系，就只有群体对一种观念的混乱关系了。但如果连这种关系也取消了，就只剩野蛮和蒙昧。这样，个体之间就在肤浅的表面上互相冲撞，挤来挤去，因为没有了内心反省所带来的以礼相待的羞涩和畏缩，那就只剩下运动和无结果的运动了。
反思—选择—行动，信仰不仅是人和观念的联系，也是人和世界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人和自身的联系。没有内向化的选择，那么一个人既可以是基督徒，同时也会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对此，上帝只好沉默。这是已为我们熟知的状况，也许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基督徒和商人可以是同一个人。克尔凯郭尔记录下了这些存在的状态，像教义那样去描述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个人按照一种“社会动物”的节律在行事，没有内心生活，没有疑问，没有反省，被某种“秩序惯性”推着前行，哪怕刹那的街头恍惚都没有，哪怕“今夕何夕”的零星感慨也没有，于是他不仅对“这个个人”产生了“同情的厌恶”和“厌恶的同情”，他还要试图表达信仰的光芒，来自人和自身的绝对关系中，要么是基督徒，那么是商人，非此即彼，你别无选择。
同样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这里，就是当爱情遇到上帝，自己必须做出回答。商人和恋人，存在于世俗伦理的维度，基督徒的困境就是，无限生成的肉身与无限弃绝的肉身之间的冲突，为此，考验就成了他的普遍处境。或者说，神意随时在试探人的诚意，随时在给人出难题。这就好像在开车行驶的路途上，在绿色信号灯和速度的惯性面前戛然而止，因为这个人聆听到了神在高空试探的声音，他得停下来，他嗅到了来自精神深渊的屡屡寒气，躲在车里发抖，出冷汗，他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行驶，和地面摩擦以及地面信号无关。有没有另外一种爱，正如克尔凯郭尔，他一直爱着雷吉娜，默默无闻地爱，背信弃义地爱。
不一定要斩断俗念，去当一个出家人。克尔凯郭尔的用意不在这里，选择爱一个人，或者选择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容易的。正如审美生活的迷醉，伦理生活的准时秩序，面临的是道路的选择，路一直在那里，人只需迈动脚步就可以了。“非此即彼”则不同，克尔凯郭尔迷恋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抉择，它会把人逼疯，这就是约伯的故事。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克尔凯郭尔写了《恐惧与颤栗》。
“内在化”的选择就是必须面临深渊——这一关键时刻。没有好选择和坏选择之分，只有接受与拒绝之别。接受绝对的命令，就像约伯必须杀死儿子，向上帝出示他信仰的证据。但上帝的存在怎么能证明，既然上帝都不能证明他自身，那么，怎么证明约伯是一个残暴的父亲？一个父亲的道德价值，是给予的，但是不能证明的。克尔凯郭尔举的例子是，大人用鞭子教训小孩，孩子会疼，这是可以证明的，但因此说大人是不道德的，这种判断无法证明。从小就受到基督教生命观熏陶的克尔凯郭尔，早就把伦理要求当作无庸置疑的东西接受下来，所以他说约伯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单纯的犯罪，而是一种恶的形式，恶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