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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间，具有相当规模。不久，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
北京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社长办公室设三位主任，主任为刘克林，副主任为潘静远、姚仲文；三个编辑，为贺善徽、王昊天、吴永良，一个秘书，为廖毓泉。国际组组长张契尼，副组长苏济生。贸易合作组组长蒲希平，副组长萧离。工商组组长姚仲文，副组长戈衍棣。进入1954年，副刊组（组长刘北汜）、资料组（组长张篷舟）也迁到北京。天津编辑部只余下总编辑张琴南和副总编辑孔昭恺、赵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总编辑李光诒则坐镇上海，兼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二）
1953年两报合并之初，《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设在王府井大街北口兹府胡同一个小三合院里。北屋一个大通间，记者们集中办公。西间是王、李两位社长的办公室。东间为单身汉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参加刘北汜领导的婚姻法宣传小组，这个小组里还有王鸿、萧凤等几位。我从这个时候起就得以时承王芸生社长的謦咳了。
王芸生的大名，对于我这个抗战时期在四川读过书的重庆《大公报》读者来讲，可以说是早已如雷贯耳。抗战胜利以后，随学校迁回上海，接着看上海《大公报》，看《大公报》的社论，看王芸生发表的署名文章，诸如《我的人生观》、《我看学潮》、《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统与均权》、《北归杂记》等等（参看周雨著《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文笔犀利，汪洋恣肆，关注国事，忧心民生。其主要观点是贬斥专制，鼓吹民主，我以为这是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的主导观点。虽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在《一统与均权》中，为秦始皇式武力统一的独裁者们所做的精神画像：“集权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1947年春，他访日归来，倡导反美扶日，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师生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名人。他由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亲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报》人萧乾陪同，在学校大礼堂演说。敦实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讲话语调平缓，措辞坚定有力。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讲话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当他说到要打击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时，挥动着右臂说：“你们看，要打击左半边，不是要挥动右臂吗？”
从1947年到1953年，六年过去了。王芸生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
记者临时集中使用的大办公室，由几张桌子拼成两组，条件比较简陋。王芸生几乎每天都踱步到大房间来巡视一下，有时候会问刘北汜：“北汜，这两天工作进展如何？”身材高大、曾任上海市文联副秘书长的刘北汜，这时总是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笑着说：“王先生，您请坐，我给您汇报一下。”然后有条不紊地汇报记者们采访了哪些对象，得到了哪些材料，预计可以写一些什么稿件，讲得十分详细。王芸生常常插几句话，表示可否。
小组的记者后来写成了一些稿件。他听说以后，一天下午，走过来要了几篇稿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戴上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修改起来。他改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改后，还要对记者谈谈意见。一次他改完萧凤的稿子，让萧凤坐在一旁交谈。他夸萧凤的字写得好，问是不是练过赵体。然后他夸奖萧凤文字隽永，就是虚字用得多了些，说：“我删了近两百字，都是虚字。”其他人的稿件，他都坦诚地作过指点。
搬到史家胡同以后，房屋宽敞了许多。但他和李纯青二位仍然在西院最后一排北房中各占了一小间，而且是里外间，李占里间，王占外间。社长办公室则占同排房的西边一大间，和他们相隔一间会客室。
社长办公室逢周一有例会，两位社长必来参加。王芸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听各组汇报。虽然财经报道的业务性强，相当枯燥，但他总是认真听，毫无怠意。
对碰头会上落实下来的重要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询问下落。分到他手上审改的稿件，及时处理，从不拖延。即使是节假日，有稿件需要处理时，他一样到办公室值班。他黾勉奉公，视报社如家，深受大家的尊重。
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组织全民讨论，成为全国当然也是报社的头等大事。王芸生踔厉风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他曾经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他盼望了一辈子的大事。对宪法宣传，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他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从拟订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一上班，还常常翻阅稿件，把认为需要亲自处理的拿走。《大公报》老作者的来稿则必亲自处理。
一次，报纸刊登了《大公报》老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家沈尹默的文章，稿费没有及时开付，老教授来函询问。王芸生手持沈的信件，在办公室和大伙说笑话：“沈尹默来信查稿费，先别给他开，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他的字很值钱的。”那段时间，他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对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满怀热望。彼时彼地，他可能已经淡忘了自己对封建专制作过的犀利分析，更没料到其后几十年间宪法的种种际遇吧！
那两年，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静，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在蓄势待发阶段。报社内部少有大型集会和听政治传达一类事情。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报社忽然集合全体，在用玻璃隔扇围成的走廊里开会，由王芸生作传达报告，而且事先并未透露内容，令人稍稍感到空气滞重。
会议开始以后，王芸生严肃地站起来，传达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听到的精神，并且宣布纪律：不许外传，不许记录。那一天他传达的内容，即著名的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他站在那里两手空空，全凭记忆，叙述得却十分详细。他讲了会议开始时，梁怎样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整个过程王芸生传达得有声有色，令人有亲历之感。
不过，那天大会传达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细节。毛泽东在批判梁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后来听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曾宴请毛泽东。酒宴上，毛、王有过这一段对话，至此时隔已经八年之久了（参看王芝琛著《百年沧桑》中《大公报》与重庆谈判部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还听说，王芸生当天开会回来向少数大公报老同事转述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内心十分惕息，但不久即平静。真正令他惶惶不安而又幸免于难的是“反右”和“文革”两番暴风雨。在1957年反右以后，他就被通知不再参与报社业务领导，那已是后话了。
1954年秋天，我奉派到重庆采访，半年后回京，已是1955年春夏之交。报社形势丕变。副社长李纯青和总编辑张琴南相继离去。中共上海市委的官员杨永直进社任副社长，主持全面工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前院的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王芸生离开了多年桴鼓相应的老友李纯青，茕茕孑立地坐在原来的小屋里，虽然还担任社长职务，但已不大过问编辑业务了。
（三）
1953年和王芸生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