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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的人认为两个家庭同时出场是好事。不少法国人对第一夫人的举止给予高度赞赏”〔13〕。
因为法国人的床上有情人，法国离婚率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最低，据说这和他们婚外性关系自由度较大有直接关系。在裤子拉链常出问题的克林顿一类公众人物看来，法国真是天堂。英国的“甜点”在法国人那里充其量算一片口香糖，嚼嚼就完事了。床上只有热水袋的英国人生理诉求受压抑，心理诉求便旺盛，拿别人的隐私做甜点也是一种平衡。
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新闻制度、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公众对于名人“隐私”的关切度、关切内容、关切方式也是有差别的。就在密特朗的隐私为公众所宽容的前后，他的总理贝雷瓦戈却因接受某企业家无息贷款，被媒体揭露而自杀身亡。每天媒体上的攻击让他实在受不了，“读到报上攻击他的文章，他非常痛苦”。“贝雷戈瓦表面上强颜欢笑，心里却凄苦难言……他选择死亡这条路也并非意外”〔14〕。总统密特朗偷情活得一脸春风，总理贝雷戈瓦却因一笔无息贷款送了命。
美国“全国卫生与社会生活调查”前几年就隐私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为避免受调查人因难堪而撒谎，请书面作答。一般人认为在他们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是手淫和收入问题，从中可窥美国人的隐私观。美国总统克林顿风流案不仅成了美国人的“甜点”，还险些被弹劾。德国报纸讥讽道：美国将三级片弄得满世界都是，却对自己总统在一个女人裙子上弄上点精液那么过不去。德国人有说这话的资格，人家的施罗德总理离了婚，娶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但总理照当。
四、政治性公众人物认了：一个社会知名人物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是
可以报道的，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
隐私，是个人最基本的私权。但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公职人员由于他们具有掌控社会资源、支配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力，接受公众监督便是他们的义务。监督的前提是知情，公众的知情权是隐私权的死敌。媒体持知情权的长矛直取公众人物的隐私，公众人物以隐私权为盾牌接招相抗。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新闻媒体拉下马的总统，在他八年副总统、五年总统的生涯中，没有绯闻犒赏公众，却因一起政治窃听的丑闻落马。曾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的拉里·斯皮克斯认为尼克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理论家”。尼克松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专门有一章研究政治人物的隐私权问题，颇有见地：“人民基本上是公正的，但是他们也喜欢享受欢乐，爱听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者行为不轨的故事。”——这里分析的是为什么隐私成为公众“甜点”的原因。
“一个社会知名人物的生活每一个方面都是可以报道的，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他从成为一名候选人之时起便暂时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在这之前，他还在1978年出版的《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今天，不管是谁，只要他没做好被传播媒介无情揭露的准备，那就不应该踏入政界……”这实际上是从社会权力制约的角度承认了“公众人物没隐私”的观点。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是靠不住的，需要公众特别是媒体的监督。托马斯·杰斐逊告诫道：“无论何时，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虽说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又绝不能为外人所知，你也要反躬自问，如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你该怎么办，并因此采取什么行动。”〔15〕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同克林顿的私人关系不错，挺佩服他的风度和治国才能。据说，叶利钦得到了情报，说是克林顿的政敌设下圈套，要捅出他和莱温斯基的花案，曾想透风给他，但怕暴露情报渠道，只好作罢。在自传《午夜日记》中，叶利钦就克林顿的绯闻大发感慨：“克林顿的丑闻再次强调了一个普通的道理：遵守道德伦理法规是政治家们的头等重要的戒律，普通人无法接受他们的领导人也会被某种偶然因素所控制这种情况。”他告诫政治人物：“社会通过巨大无比的放大镜审视你的一言一行，可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不正确的行为。处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的任何错误，任何丑闻，人们都不可能谅解。”〔16〕
以公众的知情权制约政治家的隐私权，至少有两个意义：其一，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乱用，如尼克松所说：“因为它可能影响他履行公务时的表现。”成克杰等人不是都给情妇批过土地、弄过贷款，都拿了社会公共资源去喂养情妇的贪欲吗？另外，政治家出任公职不仅使他们同国家权力发生了关系，而且同国家形象发生了关系，他们的行为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私德不私。里根任总统期间，一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主任费德尔斯在家里殴打自己的妻子。报纸还介绍，这位费德尔斯在大学是篮球明星，而他的妻子是一个瘦小的女人。消息见报，当时的白宫总管里甘同白宫新闻秘书斯皮克斯马上决定：让他走人，“越快越好”。他们都把这看做是政府公共关系的一次危机，于是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费德尔斯自己辞职。近来，国内媒体也有报道，有的省规定：“不孝敬父母，不能当官。”认识到了官相是政府公共形象的一部分，在中国也是个不小的进步。
关于隐私，尼克松说了很多，对于媒体追逐隐私他并非完全赞成。他认为，公众人物的“家人的隐私权应当受到尊重，除了那些硬要跻身社会角斗场或其私生活影响到那位官员履行公务行为的人。一位从政人士的朋友有资格享受到隐私权，除非他自愿成为一个社会知名人物”〔17〕。这个尺度在理论上划得是对的，但实际操作尤其是在中国操作有相当的难度，许多揭发出来的腐败案件，要角往往是子女、亲友、秘书、司机、情妇啊！
尼克松还教训媒体：“传播媒介应当懂得，他们不采用无理侵犯别人隐私权的办法照样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赚钱、提高收视率或者扩大自己的发行量。而他们侵犯别人隐私权的结果却使他们在政界人士中更不得人心。”“人民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并且作为回报得到丰厚的利润，传播媒介不应当以此为耻。但是，他们应当以假装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这样做为耻……”〔18〕尼克松的话是难听了点，也情有可原。总统的宝座都让媒体给掀翻了，还不窝火？
1973年春日里的一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应邀拜会副总统洛克菲勒。来到副总统的办公室，洛克菲勒正忙个不停。他示意多勃雷宁先坐下，便又打开了电话。好一会儿，事情才办完。他向多勃雷宁表示歉意，并解释说，自己从来不管钱，对于家里的财产有多少，有哪些，都不知道。刚才是给妻子和助手打电话，问在哪几家银行有存款。当副总统了，得将自己的财产登记，向公众公开。洛克菲勒半解释半感叹：“我们的政治中有一些野蛮的东西。这在你们的社会里是没有的。”〔19〕多勃雷宁当时没有插话，他在回忆录中也没有做评论。洛克菲勒有的是钱，犯不着贪污公家的。担任副总统的洛克菲勒感受到了强制力，感受到了制度对于他个人隐私的“野蛮”，但他接受了，因为那正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同是公众人物、社会名人，政治家的公共权力较影视明星大得多，因而在影视明星那儿算做隐私的，到了政治家那里就不是隐私了。艾森豪威尔有心脏病，在任期间发作过三次。1956年1月和艾森豪威尔关系不错的《读者文摘》发表文章称：“许多人以为，心脏病发作会使一个人无法有活跃的生活”的想法“太夸大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不以为然，反驳说：在“从六十六岁到七十岁的任期内，他将是什么样的总统？问题不是总统职务适不适应艾森豪威尔，而是总统在心脏病发作以后，是否健康到能够在四年的任期中为无法避免的危机操心？问题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艾克，而是是否爱我们的国家”〔20〕。
1993年日本首相大平正方因病在首相的岗位上去世。日本《选择》月刊发表《政治家与疾病》的文章，提出“像首相、外相、政党首脑这样一些影响很大的领导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公布他们的疾病的秘密呢？我们不妨先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谈论个人隐私之前，应优先考虑一下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