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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借给，“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0〕。东北死人远较四川为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人家同样是中央的“下级”，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举动？
最强词夺理的还是“负责人”下面这几句：“比如在严重洪灾中，为了保一大片，决定分洪淹没一部分地方；在战争中，为了战斗的全面胜利，决定牺牲一部分人。今后发生类似情况，还必须这样做。不能因此责怪省委，更不能埋怨中央的调粮安排。”〔11〕如果这话产生于“大跃进”全民发高烧时期，尚属情有可原。然而这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我们除了感到它“恐怖”，还能说什么？一定数量的粮食只能养活一定的人。把此地的粮食调走到彼地，固然能救活彼地的一些人，但此地同时就要饿死同样数量的人呀！不是说人的生命都是平等而宝贵的吗？这和抗洪或战争完全不可比拟，完全是两回事。在抗洪或战争中“牺牲少数”确实可以“保证全面胜利”，但光把有限的粮食在国内调来调去怎么能减少人口死亡的总数目？不过是把此地死得少彼地死得多换成此地死得多彼地死得少罢了。这是哪门子“全面胜利”？！这位大人居然发誓“今后还必须这样做”，简直叫人不寒而栗。四川人民在“大跃进”时代摊上这一位“负责人”，算他们倒霉。四川人民现在再也不用他“负责”了，我们真该谢天谢地。
注释：
〔1〕见《杂文月刊》2003年第8期，《当代杂文》2003年9月8日。
〔2〕〔8〕〔9〕〔11〕《追忆廖志高同志的一些看法》，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四川研究所编辑的《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1期。
〔3〕〔4〕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5〕〔6〕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非正常死亡人数计算说明：基准死亡率：1956—1957两年平均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数=当年死亡总人数－基准死亡率×年平均人口。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各省区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
〔7〕《纪念廖志高同志九十诞辰》，《四川日报》2003年5月20日。
〔10〕见200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网络版：《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
被误读的巴塞罗那
——读余秋雨《行者无疆》
？ 庞冬瑞
借到余秋雨先生2001年出版的新书《行者无疆》后，我先翻到关于西班牙的篇章，因为我最近刚去过那里，也就很想知道它在别人眼中是何种风采。可是读了《流浪的本义》，我有些失望，看来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不深，误读了巴塞罗那。
余先生开门见山地介绍：“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呢？他解释说：“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把“兰布拉”翻译成“流浪者”，我猜想，是余先生把西班牙文当作英文了。兰布拉（Rambla）；本为阿拉伯语（ramla）；意思是“溪流”，说明这里以前是一条小溪，后来随着人口增长，旧城扩张，被改建为大街，名字却保留了下来。1859年又种下了两行长得没有尽头的悬铃木树，于是该词衍生出“林阴大道”的含义。而在英文中有一个词和它颇为相似，拼做ramble；有“漫步，漫游”的意思，猜想余先生据此把Rambla译做“流浪”，未免草率而贻笑大方了。
但是这样一来，底下的文章不就好做了吗？于是顺理成章地推出“兰布拉大街上走的，都是流浪者”云云。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流浪者，都是些暂时有钱又有时间的观光游客；真正意义上的流浪，哪里有走在树荫下观赏五光十色的人物风景这样轻松的！
兰布拉大街最东端矗立着哥伦布的雕像，在余先生笔下也成了“大街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这已经有些牵强了，然后再把高迪（Gaudi）也拉进这支无中生有的队伍里来，如果这位建筑大师知道了，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高迪于1852年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成长于卡特兰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激进的民族复兴主义者，他的作品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流浪”二字，真是无从谈起。
高迪的建筑，其实在很多方面突出了巴塞罗那城的气质，那是旺盛的创造力、节日般的奢华热闹和从容自信的步伐。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人不容易想离开的。这个城市确有她的一些特点，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巴塞罗那以独立运动的先锋自居，街名大部分采用加泰罗尼亚语，到处飘扬着红黄相间的加泰罗尼亚旗，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小民族的精神。我曾在那里遇到过一位极端主义者，他甚至不把自己看做西班牙人，令我大感意外。
平心而论，《行者无疆》这本书写得还是相当生动的，也不乏思考和深度。但是由于余先生对西班牙文化了解的不足，造成了一些败笔，殊为遗憾。希望这也能给我们发出警告：无论何时，无知都不可能被掩盖。
隐私，这道甜点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赵 维
一、董桥说，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
我喜欢香港作家董桥的文字。董桥先生写了大半辈子的书，也读了大半辈子的书，读中国的线装书，读英国的羊皮面书。他读得眼光古色古香，笔下的文字如仕女图上的纤纤素手。如他说：“英国人憋了一肚子好奇不敢问。英国人于是沉默得很。他们爱看书，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在埋头看书看报，目的不外两个：避免邻座的人搭讪；从书报上储存一些知识，随时应付社交场合里断了话题的尴尬。书报印出来的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1〕
“隐私不再是隐私，是酒余饭后的甜点。”说得多好。斯斯文文的，翩然才子风度。
一样的事情，到了伦敦街头报贩子嘴里，话就不一样了。1992年8月20日，爱“埋头看书看报”的伦敦人排队疯抢当天的《每日镜报》。一位报贩说：“它就像刚出炉的蛋糕一样好卖。”报纸上登的是莎拉王妃的“鸳鸯戏水图”——在一个海滨浴场上，英国女王的二儿媳妇、安德鲁斯王子的妻子莎拉正与美国富商布赖恩幽会，俩人赤裸身子在亲昵。《每日镜报》在一版和其它版面刊登了十八张这两个偷情男女的照片，其中一幅布赖恩正在亲吻莎拉王妃脚趾的照片格外抢眼。
隐私，在董桥笔下是一盘甜点，是配餐，而在伦敦街头这个卖《每日镜报》的报贩眼里是“刚出炉的蛋糕”。隐私，是英国媒体供给公众的市井文化中担纲的主食。
媒体语汇中有“曝光”一词，莎拉王妃遭遇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曝光”——一丝不挂的曝“光”。那天晚上莎拉王妃“没有丝毫睡意，坐在卧室里独自喝着灼人的白兰地，就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在人们嘲弄的观赏下，不知所措且自责深重”。“女王大发雷霆。她的愤怒更加让我无地自容。我无言以对地从她的房中退出。”按中国人排辈的方式，莎拉王妃和戴安娜应当是妯娌关系。那几年，英国王室似乎“家门”不幸。庭院深深，锁不住女王两个儿媳骚动的春心；王室的千年高墙更是挡不住记者窥视的镜头了。“就在三天后，小报上又爆出另一条最新‘丑闻’：戴安娜与一个男友调情的二十分钟电话录音。我不是惟一一个被窥探隐私的人！我走进戴安娜的房间，‘感谢’她取代了我在公众中的‘首席位置’——这是我们俩私下一个无奈的玩笑。”〔2〕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王室丑闻也是社会“特权”的产物，哪个平民百姓家的媳妇偷人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做看客，人们也得做到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心也不受谴责才好。王室的隐私、王妃们的丑闻都是公众的热闹，是甜点和蛋糕，满足的是他们窥视的欲望，平衡的是他们失衡的心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警幻仙子之口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把懂得“情”的“知情”解释为是基于了解的欲望的那种“知情”，正好用来理解公众对隐私甜点式的需求。你可以说这种需求趣味不高，但一个平头百姓，要那么高的趣味做什么用？人五人六的都做下了，还不该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