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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喜爱大自然的每个时期，喜爱每一种天气，可我觉得她仿佛是特别喜爱雨。她有一次说过雨叫景色变得诗一样，弄得它朦朦胧胧的，洗去了所有的缺陷。北京干旱少雨，这一喜好很可能与此有关。太后兴致非常之高，但她对雨的偏爱却未能得到宫中别的女官的认同，所以她们在进行这些雨中兜风时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什么兴高采烈。太后喜欢行动迅速，只要她领头轿夫总是一路跑步。我们疾行了约15分钟，轿子突然停了。我眼睛四处张望，想知道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们是在露天里，附近没有任何蔽风遮雨的地方，雨又仍在下着。结果意外地发现太后已经出了轿，正向石板路旁边一个葫芦架走去。
葫芦很受中国人重视。它象征着富饶和兴旺，是太后特别心爱的东西。那些栽种在皇宫之内的久已闻名，全国都称之为〃大内葫芦〃，可是在慈禧皇太后统治的年代里经精心培育和照管达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完美。葫芦的样子只有一种，是上下两头同样大小，当中由细脖子连着。可是它们大小各异，从1英寸到12英寸的都有，而1英寸的较之大尺寸的一样完美。葫芦长在约7英尺高的棚架上，藤经过极为小心的修剪，以便使这种被视为珍宝的果子尽可能好地发育成长，以及得到足够的光线和太阳。
太后在泥泞中走向葫芦架，鞋下6英寸高的白色小山羊皮鞋底深深地陷入浸透雨水的松软的泥土。太监们为她遮雨没遮成，而她旁无他顾地一直往前走，不久就到了葫芦架底下。她试了试几个葫芦，看看是否熟到一定程度了。因为这东西只有在某个时间才能摘采，不然就干不透。看了些试了些之后，她叫人采了几个，然后回到轿子里。当然，在太后停下来的时候，皇后和其他女官也走出了轿子。幸好她没叫我们同她一起到葫芦架底下去，可是我们碍于礼仪不得不站在石板路上。这不像去葫芦架那段路那么泥泞和不舒服，但也湿得一塌糊涂。太后上轿之后，我们舒了口气，也重新坐进自己的轿子。轿子里虽说同样无遮无掩，但我们体会到东方谚语中的〃坐比站好〃等等实在是很有道理。
又过一刻钟，轿夫再次停下。我们又到了一个葫芦架前。太后走出轿子，在葫芦架下像上回停下时一样对葫芦仔细而关注地观察起来。这时大雨正倾盆而下，但太后的兴致似乎与雨水的大小恰成正比。女官们不得不再一次走出轿子，垂头丧气地站成两排，太监们使劲在她们上方撑起红伞，脸上还竭力做出兴趣盎然的样子。太监在服侍别人时是不能替自己撑伞的，现在他们鲜丽的服装已粘成条条，无力地吸附在身上，帽上悦目的羽毛也变得水淋淋了。中国贵妇人们脚下有2英寸高、蒙小山羊皮的软木鞋底，脚得以不湿，可我穿的是薄薄的小山羊皮便鞋，已是完全浸透了水。不过垂头丧气的女官加淋成落汤鸡的太监，这幅图画实在有趣，我忘了自己的不舒服，对此大大地乐上了一乐。队伍接着又经过几分钟的疾行，雨还是没停，于是太后下令掉头前往接待蒙古王的大殿。宫门大开，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处蔽风遮雨的地方。
一张黄缎椅在丹陛之前放了下来，太后坐下，叫把她采的葫芦拿几个来。她为自己挑了一个，给了一个给她的第一侍从女官四格格，又递了一个给总管太监李某——他们两人都是刮葫芦的好手。一片带快口的竹片送了上去，太后开始刮去她挑的那个葫芦的表皮，她要我站近些看她刮，因为这要干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刮得肯定不错，看她漂亮的小手执片竹片优雅地前后移动，将表皮清除得干净而又利落，真是非常有趣。虽然她的注意力显然是完全放在刮葫芦上，她还是问我前一天玩得高兴不高兴，问我觉得三海怎么样。她叫我看宝座后面牌匾上的题辞，说那是满文和汉字，指出它们形式上的差异，还谈到这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她说她觉得外国入学满文比学汉语容易，因为满文有字母表，构造的方法较像欧洲语言。过一会儿太后回过脸去跟别的人说话，我就按照宫中的习俗赶紧退了下来。我们走出来，加人了皇后和公主们，她们此前已退出了御座房，正歪在后面一个房间的卧榻上喝茶抽烟。在蒙古大殿休息了一个钟点之后，雨停了，我们怀着比刚开始时高兴了许多的心情把这次兜风继续了下去。太后遵守诺言，领着我在三海的花园里作了次散步。
晚餐之后，我们坐船过湖，来到宫门外。一些弓箭手正在这里操练弓箭。在中国箭术仍然是十分盛行的月箭手箭术精良的话，会很快在军队中得到晋升。箭术还被满洲贵族青年当作一个体育锻炼项目。据说它能锻炼目力，对于胸腔和手臂的强健发育也大有好处。中国人对射箭时的姿势相当重视。他们直挺挺地站着，胸脯高高挺起，头仰着，弓与箭的角度和位置严格遵照规定。要是姿势不对，不管箭射得如何货真价实也没有用。我在轿子里看着他们操练，直至宫里响起〃日暮传呼〃声。传呼声一声接着一声，一直传到宫门口，于是宫门上庞大的铰链开始转动，直到最后宫门砰的一声合上。
第十二章 回到颐和园
第二天朝廷回到了颐和园。与皇上诞辰有关的庆典和祭献现在既已过去，宫廷生活又恢复了常规，我就怀起了能被准许有固定的作画时间的希望，希望太后也能允许我在她不摆姿势时画。她每天只能摆很少一会儿姿势，而在此之间我能做的事情很多。到现在为止，太后都是把我当作宫里的客人，把使我过得愉快当作最重要的事。她似乎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但画是小事，即使〃圣容〃也只不过放在第二位。所有这些散步，这些快乐的兜风，实在是令人陶醉，如果我来宫里是为寻求快乐，或者是研究太后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我会十分满意的。在慈禧皇太后身上，我发现了一个时刻充满变化、不断唤起兴趣的心理学研究对象。我现在看到的以后根本不可能再看见，我这番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我不被允许在肖像上愿意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只要能得到准许，可以工作得时间久一点，我就会非常高兴。太后始终显得那么仁慈宽厚，如果我汉语说得过关的话，我想这愿望是能得到满足的。她很可能是觉得我这样比画画更快乐。
与太后一起兜风令我陶醉，而每天为太后画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每个画肖像画的都知道，不管绘画对象一开始显得跟自己多么不友好——这一次当然不是这样——两人之间最终都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画家透过表面去发掘他的对象的真正人格的努力，发现最好的一面并尽量加以利用的愿望，这些一般都会得到同情的反应。一旦这种关系恰当地建立起来，肖像完成之后他们彼此熟悉的程度会超过其他情况下也许需要数年的接触。虽然别的时间跟她见面时是那么亲近，我感到只有在给她画像时才真正与她〃面对面〃（比喻的说法）了。
我们回到颐和园那天上午，我的画架又放进了御座房。肖像被从墙上取下，工作重新开始了。太后坐着让我画了很长时间，肖像有了进展。如果有个地方可以单独进行工作，在太后不摆姿势的时候对画仔细研究，我本来可以作出不知多少改进的，但现在我不得不耐住性子，每天工作约一小时那么一点短短的时间，一到太后感觉疲倦马上停下，手上的画笔和调色板被施了魔法似的立即收藏了起来。除了太后和她的众多侍从在场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对画像进行琢磨和做任何其他的事。
我只带进宫里一副小的折叠式画架，根本不适合用来画这么大一幅画，但在北京找不到更好的。太后对一切事物都留心观察，注意到这一不便，建议我打个大画架的图样，让宫中的木匠去复制。她认为他们是能给我做出来的。我打了图样，他们给我做了个十分灵便的。当太监们发现这宫内制作的画架我用得很合适时，另外5个大大小小的就做了出来。我问这是干什么，他们告诉我为太后制作的每件东西都是一样6个，要是她的肖像的画架少于6个，就开了先例，成改革了。
太后还下令制作些大而扁的带锁的盒子来装我的画具。这些盒子都套着黄色的罩子，因为它们被用于画〃圣容〃，那黄色还得是明黄。前面忘了说，6个画架也都漆成了明黄。整个绘制这幅肖像期间，这些黄盒子中的一只总放在一张桌子上，占据了御座房一块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