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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雨果的这番话中，有他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而不能不迎合享有投票权的院士们的苦衷；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作家的改良主义意愿。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道德感化的途径，平息纷争，达到世界的安宁与和谐。因此，他毕生反对死刑，谴责战争和暴力，主张自由和平等。这些思想，如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
不过，1848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修正了他的上述想法。当现实逼使他在统治者的暴力和人民的暴力面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
1848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人民走向街头，七月王朝垮台了。
雨果来到人群之中，他向人民宣布：“国王逊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他的前一句话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呼，但后一句话却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有人高喊：“绞死法国贵族！”
雨果困惑了。在内心深处，他与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倡导仁爱，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暴政和压迫，不就是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以及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状况的美好愿望么？人民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人民的好恶，也就是他的好恶。他怎么能与人民作对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第二天，雨果神色坚定地走进市政厅大楼。临时政府正在开会。政府首脑、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拉马丁迎面走出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大楼出来后，雨果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最后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不久，他当选为立法议会委员。他在告选民书中宣称：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血腥的共和国，一个是没有阶级差别和地位差别的“文明的共和国”。他所向往的是后者。
但现实生活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把唤起人民热情的漂亮言辞抛弃一边。他们把完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挤出了政权，而孜孜于追求自身的利益。
人民愤怒了。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府开始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斗争。
雨果心急如焚，他从一个街垒走向另一个街垒，试图说服工人放下武器，与政府和解。他不愿看到流血和暴力，他希望全体法国人实现各阶级之间的和平。但劝解和调停是徒劳的；首先是统治者不愿作出妥协。共和国对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在六月战斗的日子里，起义者占领了雨果居住的那个地区。一群衣衫褴褛的起义者闯入了雨果的住宅，当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是来搜寻武器的。当人民被迫与政府进行对抗时，事前毫无准备的他们是无力与用他们的纳税钱财装备起来的政府武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只能求助于那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去民间强行敛集武器（历史上的哪一届政府在有可能危及其利益时，不是这样做的呢？）当他们发现那几支古老的火枪和贵重的大刀都是艺术品时，他们又把东西放回了原处。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然后返身走出，重新投入战斗。
雨果后来记述这件事时，满怀敬意地写道：“当他们走了以后，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人的光脚什么东西也没践踏过，那些人的被火药熏黑了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丢，一张手稿也没有挪动过。”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国民议会中，赞成镇压六月起义的议员占了压倒多数。只有极少数议员表示反对，维克多·雨果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少数派，无法阻止镇压机器的运转；因此，他只能尽其所能，为被逮捕下狱的起义者辩护，设法努力减轻对他们的刑罚。他终于将其中一些人从死刑和流放中拯救出来。他在日记中倾诉心曲：“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国民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干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此后，在国民议会中，他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努力为自由和人道而鸣。当年8月1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令，反对实行军事独裁；9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著名演说。
但雨果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缺乏洞察力；他容易被政客的权术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当那位貌似谦恭的亲王路易·波拿巴那年年底以总统侯选人的身份亲自前来他家专程进行拜访时，他被迷惑住了。他投了那位亲王一票。
活着就是斗争
活着就是斗争！只有那些人才算活着的人——
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他们抱定美好的目标，沿着崎岖的险路攀登豪迈的顶峰，好象手中的火炬一样，给未来带去伟大的爱或神圣的劳动！
这是雨果在1848年的最后一天的午夜写下的几行诗句。
新上任的总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路易·波拿巴与欧洲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上台不到半年，便应和教皇庇护九世的呼吁，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扶持教皇的权利。在国内，他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当雨果发现了新总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旗帜鲜明地展开了斗争。他宣布退出“秩序党”；同议会内的保皇党人进行辩论；他反对通过废除普选法的议案；他反对将学校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所谓国民教育改革……
雨果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开始酝酿撰写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也写下了不少政治抒情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收进了他的著名诗集《惩罚集》中，并于1853年出版。
1850年8月18日，雨果来到进入弥留状态中的巴尔扎克的身边，同他的这位亲密朋友告别。
雨果交友是甚为严格的，政治信念的同异往往成为他择友的标准。譬如，因为梅里美与路易·波拿巴过从甚密，雨果同这位过去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断绝了关系。但他从未与自称为君主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中断过交往。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只能留待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去争论了。但或许正因为此，成为政治态度亦相对摇摆的雨果与其保持终身友谊的因缘。早在雨果为 《欧那尼》而战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巴尔扎克两度参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雨果也极尽全力，投票表示赞成。同雨果比起来，巴尔扎克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他一生穷愁潦倒；他始终没有能进入学土院；而当他终于和苦恋已久的波兰伯爵夫人亨斯卡圆了爱情梦不久，竟一病不起。享年五十一岁。
在将巴尔扎克的灵柩送往拉雪兹公墓安葬的路上，雨果亲自为自己的朋友执缨扶灵。在葬礼上，他代表生前友好致悼词。他语气深沉地说出了如下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人物之中最杰出的一个，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巨著，一部栩栩如生、意蕴深刻的煌煌巨著……这位卷帙浩繁而且不同凡响的巨著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属于革命作家的强有力的行列。
当雨果说出这番话时，他显然也将自己划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主战场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谁能说讲坛上的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不是革命者呢？难道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暴力么？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永远不会对忤逆者讲仁慈。迫害很快开始了。雨果在国会里受到围攻。每当他在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上发表演讲抨击现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时，台下的坐席里就发出了喧哗声和狂喊声；他的演讲动辄被保守的议员们打断；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发表反对现政府政策的文章，而先后被反动当局关进了监狱……雨果不折不挠，仍然顽强地与保守派唇枪舌战地展开斗争。
被迫流亡国外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