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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州，浪漫主义余波未平，批判现实主义方兴未艾，现代主义即将崛起，所以自然主义竟不得伸展。不过，人们仍能从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它的影响。
阿根廷作家曼努·加尔维斯的成名作《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写女教师雷塞尔和男主人公胡里奥朝夕相处，过从甚密，引起流言蜚语，而这反而促使他们真正相爱，同居，结果舆论大哗，骂声四起。胡里奥不堪忍受，逃之夭夭；雷塞尔塔身败名裂，几乎丧命，最后避到偏村小学。书中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将女主人公的行为归因于放纵的母亲的遗传。智利小说家埃德华多·巴里奥斯的《相思男孩的疯狂》（1915），触及被时人视为大罪的早恋。相思男孩是个私生子，受尽世人歧视和讥诮，性格内向且多疑深思。他九岁时就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位姑娘，但保守、虚伪、压抑的环境和卑怯、多虑、软弱的内心使他始终不敢亲近他所爱的姑娘，久而久之单相思变成了犯罪感的折磨，变成了疯狂和痴呆。作者不吝笔墨，肆意展示人物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被指斥为淫秽作家。
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有拉美左拉之称，他的代表作《怪女》（1903）则被视为拉美的《娜娜》。该作写一个天真的农村姑娘独自到墨西哥城谋生，无依无靠，无人援助，最后沦落为娼。她几度挣扎出火炕，却又不得不重新跳进去。数年后，她体力衰竭，风韵失尽，被老鸨逐出，贫病交加，悲惨死去。作家指出，她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在她的血脉里流动着她那浪荡的祖父体内的肮脏的隐血。这种解释与小说本身显示出来的原因并不相符，她的沉沦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
在十九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融程度很微浅。也许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太大、隔膜太深的缘故吧。不过，这种交融必竟是存在着，尤其十九世纪以来，其交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胜于前了。日本国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量传播以科学、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随之进入日本明确提出自然主义主张的是小杉天外的《流行歌》序和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跋》，他们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自然科学成为对旧道德的斗争武器，成为作家主张文学独立性的向导。小杉天外还首先模仿 《娜娜》写了《初姿》和《流行歌》，前者写一个女艺人为家计，舍弃自己的情人，嫁给一个放高利贷的老人，内心充满悲哀；后者写女主人公嫉妒丈夫同艺妓发生关系，自己也“以牙还牙”地与一个医生勾搭成奸。这其实上只是在“性”题材上对法国自然主义加以模仿。
1906年，岛村抱月发表自然主义文论《被囚禁的文艺》，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露骨的描写》，鼓吹文艺突破禁区，象西欧自然主义作家一样露骨、真实、自然地描写。岛崎藤村的《破戒》被看作自然主义代表作，但存在争议；自传体小说《春》，繁琐地描写一批文学青年交友和恋爱的细节，缺乏提炼和集中；《家》着力描写家庭内部的生活纠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主人公的内心痛苦。作者宣称他对屋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问。《家》和《春》都渲染爱欲冲突，流露出宿命情绪，岛崎藤村最具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应是《新生》，根据自身经历演绎而成。作者在妻子去世后，与前来帮忙料理家务的侄女发生了关系，《新生》从侄女告诉主人公自己有了身孕写起，主人公害怕自己的乱伦行为败露，一度起轻生之念，后避往法国，侄女产下一男孩，岸本愧悔交加，回到侄女身旁，公开罪错，请求社会评判与惩罚，他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两人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作者完全遵循自然主义的法则，毫不掩饰地坦白、忏悔自己的罪过，企图以此来净化自我。
田山花袋的《棉被》也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小说描写一个中年文学家竹中时雄爱上了自己十九岁的女弟子横山芳子，但只能将爱欲强压在心头，终日郁郁寡欢。芳子走后，他睡到芳子的床上，一边闻着芳子在棉被上留下的余香，一边抽泣。这基本是暴露作者自己的隐私，这种不顾忌道德压力的露骨描写，震动了当时文坛。
正宗白马 （1879—1962）的代表作《微光》写少女阿国玩弄男性，又被男性抛弃，最后自暴自弃，当了一个男人的小老婆，该作意在剖析本能的利己主义，暴露人生丑恶。
岩野泡鸣 （1873—1920）在理论上鼓吹“灵与肉的活跃”，在实践上倾向于肉欲场面的渲染。其自传体五部曲《放浪》、《断桥》、《发展》、《喝毒药的女人》、《迷人的邪魔》，如实记录了作家本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一度被当局以“有伤风化”而查禁。
一言以蔽之，日本自然主义不是完全的自然主义，仅是在人的动物性和肉欲本能方面将左拉、莫泊桑等人的创作特点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就是自我表现、自我暴露到恶性膨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