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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译）
在贝塔尔舰上的航行
作者：达尔文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去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近；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航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份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思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地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味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