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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最近，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诺（《科学和政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经讨论了这种形势。他们一般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一个弱点，但是相信，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来补救。
朝这个方向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建议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效。我的个人经验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他们有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某些知识，他们热爱艺术和音乐，他们甚至绘画或演奏乐器；另一方面，受过人文学科教育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无知，甚至轻蔑，是令人惊愕的。以我自己为例，我熟悉并且很欣赏许多德国和英国的文学和诗歌，甚至尝试过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诗歌译成英文（威廉·比施：《画家克莱克赛儿》，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书店，1965年，英文版）；我还熟悉其他的欧洲作家：即法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我热爱音乐，在我年轻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完全可以参加室内乐的演奏，或者同一个朋友一起，用两架钢琴演奏简单的协奏曲，有时甚至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我读过并且继续在读关于历史以及我们现今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形势方面的著作。我试图通过写文章和发展广播讲话来影响政见。我的许多同事都有这些爱好和活动——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钢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我试图向我的学生灌输这种思想，这当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一个传统学派的成员，而且要使他们能批判这些学派的体系，从中找出缺点，并且像爱因斯坦教导我们的那样，用新的概念来克服这些缺点。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并不是和人文学科的思想割裂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是颇为不同的。在我碰到过的受过纯粹人文学科教育的人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对真正的科学思想没有一点知识。他们常常知道各种科学事实，有些甚至是我也没有听到过的很难懂的科学事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上面所说的科学方法的根源，而且他们似乎不能掌握这种思索的要点。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但是，在实际事务中，特别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类相互关系中的经验和利益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的人物。而且，他们必须是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一种教育方法能产生具备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们。
由于科学方法的发现所引起的人类文明的这种破裂也许是无法弥补的。这种思想时常萦绕在我脑际。虽然我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和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们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征候，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这样，那末人最终将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被核战争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处在独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这不是预言，而只是一个恶梦。虽然我没有参与把科学知识用于像制造原子弹和氢弹那样的破坏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确的，那末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在他身上混合着动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许完全错了。我希望如此。也许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显得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谁都聪明能干，他能把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宝恒 译）
秘密的历史
作者：乔治·萨顿
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
前一种历史的发展显而易见，因此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全部注意力。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的创造能力、技巧、精力和雄心不是完全相同的。就常常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野心是他们的实力和生命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而又不受道德和宗教动机约束的时候，必须变得富于侵略性。一方面是强大的、为数众多的、饥饿的人民，一方面是弱小的、为数很少的人民，于是，在二者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差别，这种势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突然的崩溃——战争或者革命。政治或经济的历史主要是依据物质力量来说明的。（至少在理论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原因太复杂而不能进行严格的分析，能够像记录地震或火山爆发那样记录大多数的历史性崩溃，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因为我们只能一般地了解事件的原因，理解不深。）当然，物质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道德和宗教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物质的原因是基本的。领导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改变事件的进程，因为他们的作用常常是他们追随者的作用的结果。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热情和已经产生的势差，他们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领导。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潜在的差别，可以延缓这种势能的释放，或者激发它，改变它的性质，但不能创造它。
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这是人类最特有的活动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美好的东西的历史发展。我这里指的是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孤立的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如没有千百万人的合作则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事业。他们都在孤立状态中茁壮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依赖周围环境而精心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正是人类使命的完满实现）。外部环境至少不是产生这种创造的真正原因，而似乎是纯粹偶然的因素。社会环境能够把苏格拉底毒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但却不能决定他们的诞生，不能规定他们的使命。
向年轻的学生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但是更为基本的方面，说明人类进步的历程，是一件非常使人高兴的事。因为青年们对人类历史一般有所了解但又所知甚少，他们的知识被许多不相关的、不重要的事实弄得模糊不清。他们看到了皇帝登基加冕、人民全副武装，听到了军事冲突或群众性骚乱的枪声，听到了政治家和起义领袖的热烈演说。但是他们又怎能知道穷困的哲学家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中写作，艺术家在灵感的重负下受尽折磨，科学家默默无闻地顽强探索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呢？要想看清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可能对于历史背景有很好的了解。把这些不引人注意的但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推到历史背景的前面，是科学史家至高无上的权利。
现在，谁还要去了解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企业家或财政家？他们的名字早被遗忘是因为他们赞助了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不谋私利的活动。虽然人类非常尊重那些为人类物质生活需要服务而且卓有成效的人们，一旦他们死去，或者人们的观念不再受这些需要支配的时候，这类人就被抛至后台，而他们的臣仆——艺术家与科学家——则进入舞台的中心。人类的严肃裁决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这就是：从永恒的观点来说，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少数人是人类的真正代表。我们相信正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人实现了人类的历史使命，难道不对吗？
这帮助我们最终去解决另一个难题：怎样能使长期处于不信任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