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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二、科学发现纵横谈
●“地球是球形的”，这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凭什么证据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是血液循环理论的创立者，无数病人因这一理论而获救，人类社会应永远感谢他，然而，威廉·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理论时，却“深惧人类全体将以我为仇敌”。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以研究昆虫解剖学及行为而著名，他撰写的10卷《昆虫记》，是用生动文笔写成的观察昆虫生活的书，它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发现所需要的细心观察。
●照相技术自诞生以来，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努力下日臻完善，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普曼博士，在“彩色照相”一文中谈了他发明天然彩色照相法的经过。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告别内米”一文中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科学与巫术的共同之处具在于两者都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其内规律。”对这一问题，弗雷泽进行解释。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知道，在我们这一生能解答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
——阿姆斯特朗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同限于美；它们在伟大利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乔治·萨顿
任凭是全宇宙的重量，也动摇不了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更不必说粉碎他了。
——拉美特里
自然界并非从精神出来，并不能拿神来解释，因为神的一切属性，凡虽然不是属于人性的，本身都是从自然界抽象出来和派生出来的。
——费尔巴哈
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
——弗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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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形状的证据
作者：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公元前367年到雅典就学于柏拉图近20年。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学校，开创了逍遥学派。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著有《诗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等。他将科学分为理论的科学、创造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哲学上提出四因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政治上主张由中等奴隶主来治理国家。对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方面也有贡献。
地球的形状必定是球形的。因为地球的每部分到中心为止都有重量，因此，当一个较小部分被一个较大部分推进时，这较小部分不可能在较大部分周围波动，而是同它压紧和合并在一起，直到它们达到中心为止。要理解这个话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地球是在生成过程中，就像有些自然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不过他们认为，向下运动是由外部强制造成的；而我们则宁可说，其实向心运动是因为有重量的物体的本性而产生的。
在这些自然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当混合物还处于潜在状态时，微粒在分解过程中从四面八方同样作向心运动。不管周围各部分分布得是否均匀，它们都从各极端向中心集中，并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很清楚，第一，如果所有微粒从四面八方向一点（即中心）运动，那么结成的一团在各方面必定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在周围各处加上相等的量，那么极端与中心之间必定是个不变量。这样的形状当然是一个球。即使地球的各个部分不是均匀地从四面八方向中心集中，上述证据同样适用。一个较大的质块必然要推动在它前面的一个较小的质块，如果二者的倾向都是向心的，那么较轻的东西因受到较重的东西的推动力，总归要到那个中心去的。
根据感觉的证据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如果地球不是球形的，那么月食时就不会显示出弓形的暗影，但这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