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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科学研究难度的日益增加正迫切要求采取新的步骤，以保证国际性交往向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机制迈进。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确信，有可能表现为人力资源中的全部自由能量才能有效地在友好国家更为广泛的合作组织内部沟通。这种扩展了的合作形式，必须加强而不是限制该系统内科学家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流动；必须鼓励促进科学，而不是试图官僚主义地加以利用。社会的首要责任，是要把科学群体置于最有效的环境之中，以产生出新的知识。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进步都是极为重要的。当前，这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日益有组织的科学合作。新、老大陆之间已建立了长期持久的纽带。近年来，一支新的方面军已开始发挥日益增大的作用。在锐不可挡地要求改善生活水准和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新的、强有力作用的驱使下，现代的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正在兴起。在我们看来，未来是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洞察和区分美与丑神秘界线的人们。这一哲理在过去导致了许多伟大的文明，同时也是我们西方人观察世界的基本方法。我相信，随着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我们对日本人民的成就所持的态度也会相应地改变。只有经过我们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经过三角世界真正的通力合作（在合作中，美国、欧洲、日本也将能加强其各自的联系），人们才将有能力规划出21世纪的基本蓝图，描绘出这个星球所有文明民族之间国际合作的更加宏伟的画图。
下一个世纪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大家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带着这种愿望，我结束我的这次演讲。
立足小分子 纵情大宇宙
作者：李远哲
李远哲（1936——），美国化学家。生于中国台湾。1965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74年任该校教授。197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两度获美国劳伦斯奖金、美国国家科技奖章和美国德拜纪念奖。1986年因他在反应动力学研究中的重大贡献，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必须先把一个事情说清楚。今天的科学研究已不是个人的行为了。最近四五十年的科学研究与100年前的科学研究很不一样。100年前的科研常常是一二个很有思想的人躲在地下室日夜努力，采取所谓的longwolf式的（孤独的）研究方式，常是个人的行为。但是近代科学的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物理、化学、生物和其他各种研究，很少是一个人可以作出很多科学实验的工作的。——不管他才能多大，智商多高。现代科学活动是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彼此互相帮忙，再经政府机构的财力支持，才可作出一点东西。我研究的化学动态学也是一样，从1955年一些人开始研究到现在，牵涉到的人和经费太多了。诺贝尔基金会挑选我们3个人只是作为榜样而已，实际上是奖励大家在过去20多年来对化学动态学作出的贡献。
在科学的研究上也像其他事情一样，一个人的成败系于最艰难的处境中，有些人能继续努力，有些人承受不了。你如果问我为什么做得比别人好，大概我比较会坚持吧。
我在台湾念书时不是大家认为的“好学生”。所以我可以比较放开地阅读我比较喜欢的读物，培养我较喜欢的兴趣。我中学时代读了居里夫人的自传，受到很大感动，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她的影响至今仍在，我看居里夫人时，不是看到她的成功，不是羡慕她的名声，而是欣赏她的理想主义。人生活在世上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作为一个科学家能像居里夫人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羡慕。人家问她为什么不申请专利赚钱，她说：“人类的知识属于全人类所有，我不想把我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人的私产。”我想这个人真是个有理想的人啊！
一般而言，今天很多大学的科学教育只是训练一些技术员，但这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原因是今天的科研的确也很需要技术性的工作。一个好的技术员是重要的。可是要在科学领域打开新的局面，做些尖端的、有创意的科学工作的话，光有技术就不一定行得通了。因此只得到技术的训练，一个学生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学校或实验室，为了要解决一个新的科学问题，学生都有很广泛的训练，不仅是他专业的东西，科学哲学、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也非常重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全世界与我们从事同样工作的就有几十个人，我们为什么做得比较成功呢？这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反复地在每一步每一步的小地方上下功夫。如果有一百步的话，我一步比别人做好5％的话，这是1。05的100次方，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把我的成功看成是我个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也做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忙。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是不对的。
人家问我怎样才能作好一个科学家，我就用一句我常常规劝台湾年轻人的话作答：要作好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在现实社会里很容易妥协的人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生活上容易妥协的人绝对不会成为很好的科学家，即便他读了不少书，花了许多时间在实验室，也没有多大用处。另外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养成尊重别人的习惯，这一点不做好的话，也很难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民主的观念对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
公众的科学观
作者：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1942——），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牛津大学毕业后，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任引力物理学教授，主要从事宇宙学和黑洞理论的研究。从20多岁起，因患有渐进性的神经疾病，一直困在轮椅上从事艰难的科学研究。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过去100年间遭受到剧烈的变化，看来在下个世纪这种变化还要更厉害。有些人宁愿停止这些变化，回到他们认为是更纯洁单纯的年代。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过去并非那么美好。过去对于少数特权者而言是不坏，尽管甚至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医药，妇女生育是高度危险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生活是肮脏、野蛮而短暂的。
无论如何，即便人们向往也不可能把时钟扳回到过去。知识和技术不能就这么被忘却。人们也不能阻止将来的进步。即便所有政府都把研究经费停止（而且现任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十分地道），竞争的力量仍然会把技术向前推进。况且，人们不可能阻止头脑去思维基础科学，不管这些人是否得到报酬。防止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压迫任何新生事物的全球独裁政府，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如此之顽强，即便是这样的政府也无可奈何。充其量不过把变化的速度降低而已。
如果我们都同意说，无法阻止科学技术去改变我们的世界，至少要尽量保证它们引起在正确方向上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意味着公众需要对科学有基本的理解，这样做出决定才能是消息灵通的，而不会只受少数专家的操纵。现今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相当矛盾。人们希望科学技术新发展继续导致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而不信任科学。一位在实验室中制造佛朗克斯坦机器人的发疯科学家的卡通人物便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这也是支持绿党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公众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兴趣盎然，这可从诸如《宇宙》电视系列片和科学幻想对大量观众的吸引力而看出。
如何利用这些兴趣向公众提供必须的科学背景，使之在诸如酸雨、温室效应、核武器和遗传工程方面作出真知灼见的决定？很清楚，根本的问题是中学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