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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巴别通天塔自建造以来还不到4000年。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生存并且发出信号的年代就限于这样一段时间，那么照上面的算法可得，银河系百万栖息生物的行星之中，当前正在发送信号的只有4000年/40亿×100万个。
也就是只有一个。这意思是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眼下在整个银河系中最多还有一个别的文明社会可能会发出信号，要是一个文明社会发送信号的年限只有1000年甚至更短，那么我们用射电望远镜去深探银河系，苦觅智慧知音就难免成为徒劳之举。
这里所讲的估算银河系中有多少行星正在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方法包含了许多不定因素。我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个数字求得特别准，而是想说明这问题涉及哪些因素。通过这样的假想计算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一个技术文明社会能存在多久。一个文明社会开始发射无线电波后还能保持多长的年代呢？能有一个世纪吗？尽管技术发达了，但它还能否存在下去？或是由于技术先进了，它才得以保持生存呢？
我们提出了银河系中地球外生命的问题，我们回到了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问题。
科学的普遍性与国际合作
作者：卡洛·卢比亚
卡洛·卢比亚（1934——），意大利物理学家。生于戈里齐亚。曾在比萨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他与荷兰物理学家范德梅尔共同发现了弱相互作用的传递场粒子W和I。由于这一重大贡献，二人于1984年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现代科学方法问世于17世纪的伽利略时代，然而，只是到了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之初，自然科学才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被公认为促进了这一过程发展的，是一些大学中少数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的影响迅速而广泛地遍及整个欧洲。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修业于各自选择的大学里的年轻学者们打破了国家界线——从伦敦、巴黎到圣·彼得堡，从厄普萨拉到波洛尼亚，形成了早期国际性合作的雏型。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也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发展。科学与新兴工业之间的联系慢慢地在增加。其中最早的例子是称为上个世纪“高技术”的德国的化学工业，当时已为国际领先。这一发展经历，同时也使德国成为一个最早由政府参与创办较大规模研究机构的范例。他们扩充了大学教育系统，建立了凯撒·威尔海姆研究院，即今日人们所知的麦克斯·普朗克研究院。该院即建于1911年。
表明本世纪第一个25年间欧洲科学力量的例证之一，是在总共71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奖获得者中，有68位是欧洲的科学家。
本世纪第二个25年间欧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科学活动的种种影响，这里就不必赘述了。然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年代里，人们终于普遍地认识到，科学对民用和军用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政府迅速增加了对大规模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的支持。据估计，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的科研预算已达当时全世界研究经费总额的一半。这些财力物力投资，加上这个国家的幅员辽阔和科学家们充分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流动，使得美国在本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在许多科学领域内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能够表明这一事实的例证，可以再次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上看出。在本世纪第一个25年中，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71位获奖者中，只有3个是美国人。而在从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间，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82位是美国公民——其中许多人原先都是从欧洲极权政府的恐怖中来美国寻求自由的。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里，也一直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但与美国相比，只是发展得慢一些。但是，在同一期间，一种新型的、具有革命性的进行基础研究的方法已扎根于古老的欧洲大地，在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之后，倔强地形成了新的特色：即强有力的科学合作国际化运动——这一观念在当今如此流行——而在当时却根本无人知晓。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CERN，即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该机构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目前支持着4500名在基本粒子领域内从事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在许多其他学科领域里，如气象学、天文学、核聚变以及空间科学领域里，也同样存在着全球规模的科学合作。利用这种方法，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科学专家们便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以解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联合国系统也会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加以扩展。
上述研究计划的经费是依照自愿的原则由30个国家捐款资助的。我们听说，美国在中断几年之后，最近已决定恢复对该项计划提供资助，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以不同形式开展国际合作的良好的典范。作为世界较大多数人民和平与繁荣的先决条件，规模日益扩大的民用研究也正逐步采用国际合作与谅解的方式进行。说真的，国际合作似乎也终于对诺贝尔委员会这层人产生了影响。
在30年代，诺贝尔奖最大部分的得主是德国人。1976年——例外的一年，诺贝尔奖的得主全部来自于美国。但过去几年的情形，在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再则，物理学是国际性联系最大的学科，过去5年间，有7/1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在国际性组织中做出他们的发现的。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表明一种发展趋势呢，或者只是一种数年后会消失的统计上的波动呢？我认为，在科学上，这是一条崭新的、今后会越来越明朗的路子。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一条将来会占主导地位的、崭新而重要的路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础科学领域里开展国际合作呢？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常常可以从资金的角度予以正当的解释，即有必要分担为建造许多大型设施所需要的大笔投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但也并非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研究工作取得杰出成就的唯一原因。
对于使有组织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国际规模来说，还有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即我所称谓的“人的因素”。基础研究的进步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波动性”所致，即由于智能的突破而产生的突然变化。没有这种“触发”因素，纵使投资强度再大，也不会收到相应的效果。在科学上，一个具有独一无二、创新思想的人，可以比千百个做较为常规研究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当然，尽管后者对于以最快的速度进展是不够的，但同样也是需要的。像在艺术、音乐等领域一样，成就卓著的科学家有赖于特殊的天赋。大自然对这些人物的造就非常缓慢、非常吝啬，而且是恒速不变的。科学家必须更好地处理自然天赋与正规、广泛专业训练的关系。天才科学家的数目不可能依照命令而增加；只有当科学家所在群体里的科学训练能恰如其分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训练时，天才科学家W585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发展。这就是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所出现的情形。
我所要谈到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所称谓的“集体效应。”这种非线性的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当许多不同类型科学家相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科学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这种进步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尤为活跃；如把化学上的某个想法施用于生物学，把数学上的某一观念施用于物理学等等。换句话说，在同一处工作的100名专业稍有不同的科学家，可以说要比同样是这100名科学家、但工作在分散的、相互隔离的环境中要进步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这是创新型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例如，在过去100多年中，绝大多数科学进步一直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大学是许多不同专业学者的荟萃之地。目前，产业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自身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现代科学活动的规模，利用最佳的思想和提供适宜的“熔炉”，已经可以在国际上很好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