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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是在19世纪中完成的，但从那时以来，研究复杂系统的倾向一直继续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变到“关系”，转变到“信息”，转变到“时间”上。这样说虽然有点过于简化。科学的这个最新的进化给予我们一个难逢的机会去考虑科学在总的文化框架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在17世纪的特定脉络中发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科学似乎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更加普适的信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信息。本书正是要阐明这个新的信息。
是怎样产生上节所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基因密码的翻译中，最后，用莫诺的话，在悲剧的调子中，辉煌的突破是怎样做出的呢？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卜赛人的。这最后一句话里，有一个奇怪的悖理：难道科学不是一种通信方法，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吗？在思想史上，我们常常遇到人造的世界和上帝造的世界之问的最奇怪的差异。维科在其《新的科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点：“在那耀着永恒的，永不衰竭的真理之光。毫无疑义，文明社会的世界肯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是在我们人的精神的改变中发现的。无论是谁，只要想到这点，就禁不住感到惊奇；哲学家们竟然会倾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上帝创造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认识的自然世界，他们竟会忽略对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是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去认识它。”
不过，自然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会如此绝对。最近对于简单有机的如acrasials真菌的研究表明，集体的行为已有可能从区域的化学相互作用得到，在这个相互作用上，人类学家甚至进行推测，作为通向理解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道路。至于面向最简单细菌运动的趋化性机制，可能关联着细菌外壁上各种接收器的存在，这些接收器使得它去探索外部环境，朝着可望找到更多食物的方向运动。没有活着的东西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生命就是不可能的。
人们采取极多样的形式向自然发问。修谟人发明了写字，修谟的牧师们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以用某种隐匿的方式把“将来”写入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个信念系统化，并且以奇特的形式把魔术与合理因素混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仅仅是在生命及其环境的永恒对话中打开了新的一章。
亚历山大·柯伊莱定义了一种方法，这就是被现代科学作为“实验”来完成的方法。现代科学的基础在于，发现与自然进行的特殊形式的通信。也就是说，相信自然界真地响应“实验”向它发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定义“实验”的对话呢？它同时暗含着理解和改造这两种意思。的确，实验的含意不仅仅是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忠实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寻找现象之间的经验联系，而且还在于寻找预先假设的理论概念与观察之间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回到这种有系统的努力上来。它等于刺激自然，来对它是否服从预想假设作出确切的答复。
当科学家们提出那个需要自然作出答复的问题，而发现他们现在能够看到七巧板是怎样拼合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像是两个参加者之间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必须猜想现实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欲望无关。自然界不可能任听摆布地说那些我们正好喜欢听的事。科学研究不是独白。正因为卷入了冒险性，才使这场游戏变得无比紧张和惊心动魄。
但是，西方科学的无可匹敌远远没有被这种方法论的考虑所耗尽。甚至卡尔·波普尔在他讨论科学理性的正统描述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后的分析中，合理的科学把它的存在归于它的非常成功。科学方法的可用仅仅由于我们的理论假设与实验结果的惊人一致。科学是冒险的游戏，但它好像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所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如一的。西方科学的这个成功是历史的事实，是不可预言的和先验的，但它一旦发生，就又不可避免。因此，现代科学的惊人成功导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不可逆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法地使用“科学革命”这个字眼。人类的历史是用一些不同的独特场景标记的，是用一些导致不可逆变化的环境的不同标记的。这方面的一个奇特事件就是新石器革命。但是在这里，以及在标志着生物学革命的“选择”原理的情况中，我们只能依靠于推测；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幸目睹科学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经历了几千年，科学革命仅在三个世纪之前才开始。它给我们一个极好的例证，即把一系列带有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殊混合的事件很好地编纂起来。历史的各个方面大都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混合这个特点。经典科学的惊人成果就是新理性的诞生，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自然界智能的线索。科学开始了与自然的成功对话，但这个对话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的。它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其程序的规定不停地进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亲密。对于我们已提到的如帕斯卡和莫诺一些人来说，这个被科学所“发现”的孤独，就是我们为这个新理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困境。现代科学既使它的反对者感到恐惧——他们把科学当作是不可接受的和有威胁性的冒险——也使得它的支持者如莫诺感到害怕。人类理性的最大成功之一却变成一个悲惨的真理，这的确使人非常奇怪。科学原被看作是要使它所触及的各种事物从迷妄中解救出来。但现今的科学已不再是这种“古典”的科学了，把一切自然之物归入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的企图已被放弃。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观点上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出自某种武断，在物理学中，这是由那些谁也不可能先知的新发现所强加于我们的。谁曾预料过，绝大多数基本粒子被证明是在永恒变化之中转瞬即逝的实体呢？谁曾期望过，伴随膨胀着的宇宙，历史会在整个世界的水平上出现呢？沿着各种各样的路，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现到本世纪人口学上的迅速变化——一个新的自然主义已经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一种倾向的继续。达尔文教导我们，人是寓于生物进化之中的。爱因斯坦教导我们，我们寄身于进化着的宇宙之中。达尔文主义暗示我们同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团结，同这扩张着的万物，同整个宇宙之间的团结。
田于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