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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精神的”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
泛论形而上学
作者：欧文·薛定谔
像康德那样把整个形而上学一扫而光，是比较容易的。轻轻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并不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阵狂风，只要一股强大的勇气，就能推翻这个年代久远、受人敬重的纸牌搭成的大厦。
但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作出什么明白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说，形而上学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本白纸上密密麻麻印上许多黑字的书中的超物质的——亦即超验的——意义。
更深入一层说，试想人们第一次听到基尔霍夫和马赫把物理学的（也是一般科学的）任务，说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经济的思想来描述事实”时，他们都会感到纳闷，感到这未免把问题说得太干巴巴、太空洞了。这种空洞感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热情的态度接受基尔霍夫和马赫的这种提法。但是事实上（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提法看成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无法在任何科学领域中推动研究工作前进。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学确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对它的死刑的判决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后的哲学，或许直到现在，都显示给我们形而上学断气前的长期痛苦挣扎。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象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存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的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也可用另一种形象的比较：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击。再换一种形象来说，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脚手架，但没有这些脚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形而下学”亦即物理科学——但这当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现的那种转变。也就是说、决不是把原来不确定的意见逐渐建立起来，而始终是通过哲学的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我们怎样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声明呢？当我们离开纯粹知识的领域而去考虑整个文化（包括伦理学问题在内）的时候，这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