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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情绪而非理性。九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藏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情绪化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九十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其一，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6〕。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多少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的、多元化的、宽容的（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精神是相矛盾的。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7〕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8〕。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十二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9〕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原有的政治全能社会体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这严重地阻碍政治和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消除。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人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11〕。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妥协思维。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固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等诸多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对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转变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应该看到，无论从各层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讲，依附型依然是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现实政治系统运行方面讲，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录用制度和政治监督机制残缺造成的。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格。独立的经济人格转化为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从影响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变化的短期因素来讲，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较市场经济更直接、更重要，尽管从长期看市场经济更具根本性。加之，在当前政治架构内，政治主体将这种独立政治人格纳入政治运行要冒较大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离政治较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结）等因素，这都使得独立人格很难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以为对抗现存政权是独立政治人格的张扬，但他们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策本民族走向进步，却是知识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公仆、随大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等意识仍广泛存在，某些官员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比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时期民众被动员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现代化了一样，“民告官”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本能反抗。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2〕。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弃，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13〕。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涉及根本政治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14〕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