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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2〕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
〔4〕〔11〕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图象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6〕罗素：《论指谓》，《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85页。
〔7〕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248页。
〔9〕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10〕参见谭嗣同：《仁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参见《庄子·齐物论》。
〔13〕〔23〕见《庄子·天下》。
〔14〕〔15〕〔16〕〔17〕〔18〕均见《荀子》。
〔19〕参见《论语》。
〔20〕均见《韩非子》。
〔21〕参见《尚书·尧典》。
〔22〕参见《商君书》。
〔24〕转引自《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25〕转引自清·马《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
？ 李月军
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故此，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一梳理和评析，便具有某种鉴往知来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极左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和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抑制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依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国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法制—法治的演变，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不难看出，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2〕。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3〕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八十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大势所趋，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上讲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基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种方式涌进国门，强烈地冲击着原有的封闭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开放。
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对比而言，其开放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形态相比，其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强烈）在内的政治领域对外的开放程度远不如经济领域。与大众政治文化相比，主导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如后者。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1中国集权政治模式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2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党和政府将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3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与拒绝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4〕。但在八十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阻碍改革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得改革初期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5〕。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