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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思维本位的不同及其影响在知识领域最富戏剧性也最为深刻。由于受指主义直接面对物质的自然界，中国人在各民族中最早也最全面地了解了自然界，同时最早也最成功地发展了受指层面的知识——技术，但在知识的能指层面——科学理论上，自始至终是一片空白。技术的传授是通过非形式化的口语在父子、师徒间代代相传的，偶尔诉诸文字（中国的技术发明之全面与相关著述之稀少的极端性反差是令人吃惊的）也仅仅以记载受指层面的诀窍为限，不作任何能指层面的理论总结和逻辑演绎。因此，与西方后来由个别天才人物在成熟的哲学、科学体系指导下用极短的时间全面突破相关技术完全相反，中国的各种技术发明，哪怕是极其相近的技术，也往往是由时空远隔的不同个人各自独立发明的。如果考虑到众多技术因秘传而失传的因素，中国古人技术发明的总量是令人震惊的，但对于高度发达的受指主义文明它又是必然的。然而中国的科学理论却停留在惟一体系化的非语言世界图式《周易》上，两千多年没有丝毫的进步。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能指层面的思维革命，中国的技术发明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将继续一仍旧贯地“发明→失传→再发明→再失传……”无风险也不走极端地缓慢发展；同时，思维共性上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执着于直接受指的顽强生命力，足以使中华民族及其文明成果虽经任何内部动荡和外部打击都不会被彻底摧毁。对中国文明的褒贬人各有异，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确实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奇迹。实际上，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使自己成为自然运作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模仿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话来说：“中国人何言哉？四方行焉，百代存焉。”
如果说中国人在知识领域贯彻庄子的寓言原则（传授技术后就把语言忘掉，对抽象理论不屑一顾）毕竟是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的话，那么寓言原则在艺术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则找到了独擅胜场的自由天地而大放异彩，创造出中华古文明中最足以傲世骄人的一个恢宏绚烂的诗意宇宙。如前所述，西方能指主义文明无视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用定义原则生捆硬绑地强迫主观意指就范于干巴巴的概念性义指，并在强大的思维惯性作用下波及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使基督教世界在文艺复兴以前几乎是一片艺术荒地，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和诗歌中依然充满了能指化、概念化、科学化的说教和训诫，只有本身就是能指艺术的音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受指主义对能指的客观真理性的怀疑，正是植根于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墨家假借客观权威“天志”一“同”天下之“义”（应为“意”）的努力又归于失败，并被迫退出文化主流后很快消于无形；而道家反对主观权威——圣人和君王一“正”天下之“名”、提倡复归结绳而治的前语言文化的主张，也因其逆文明潮流而动必然地受挫以后，却因祸得福，始料所不及地为中国文明找到了一条既非能指主义又不完全放弃语言的独特道路。庄子本为反对语言而提出的寓言原则也阴差阳错地成为其后中国一切语言思维尤其是诗歌思维的主导性原则，而《庄子》一书的语言也违背庄子本人关于“得意忘言”的教导，成为中国人最不能忘怀的语言极品，中国人再也没有把“汪洋恣肆”这个品词赠予第二个人和第二本书，而且中国古代几乎任何一本重要经典都有不止一本模仿性著作，惟独《庄子》一书没有一本仿作（袁宏道拙劣的《广庄》实在算不上仿作），因为它被公认为是不可企及的。其实这也毫不奇怪。正因为庄子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洞悉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认定语言对人类追求最高的“道”毫无帮助，所以他能充分自觉地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来写出不可超越的杰作。但后人却把他的寓言原则反其“意”而用之，忘记庄子的教导，以《庄子》为样品，索性还自然语言以本来面目，放任语言客观存在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并在这个基础上用各种手段赋予语言尽可能多的主观寓意。而且与能指主义文化截然相反，中国人认为主观寓“意”高于客观语“义”。这就是著名的“诗言志”传统。“志”者，在心为“意”，在“言”为志，至今中国人“意志”并称。在寓言原则指导下，中国古典诗歌杰作的每个字都是微妙鲜活、韵味无穷的；有诗为证，无须辞费。对语言的非功利的、纯游戏的审美态度，使最轻视语言客观真理性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语言艺术品类，如对联、谜语、回文、藏头诗、歇后语、绕口令……等等，不胜枚举；它对提高中国人的想像力、理解力和幽默感也是功德无量的。思维惯性之所及，中国的书画、音乐、园林建筑无不意韵悠远、玲珑隽永、巧夺天工。相形之下，中国的诗歌理论和艺术理论由于缺乏类似希腊逻辑的形式化能指工具，始终流于极不相称的幼稚肤浅和支离破碎，以著名的“赋、比、兴”为例，就聚讼千年而混沌如故。寓言传统的另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导致历代统治者对文学作品中查无实据、或真或假的讽刺、影射，具有妄想狂式的神经过敏，从轻视语言的极端走到了仇视性地重视语言的另一极端，制造了许多无论真假都毫无必要的文字狱。
四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妨把相信“真理越辩越明”的基督教能指主义文明称为“文化的文明”，而把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中华受指主义文明称为“诗化的文明”。孟子曾经询问：“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认为答案就是“思维”。但思维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载体就是语言，思维的全面渗透奠基了文明，语言及其产物则全面建构和实现了由思维所决定的文明大厦，中西两大文明的全面差异恰恰是由于各自思维层次、文明本位和语言观、世界观的基本不同。可以断言，在不改变各自一元化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试图全面克服和超越本文明的根本局限，切实吸收和移植其他文明的内在精华，不过是违反思维规律和文明本性的空洞口号，因而必将归于失败。如果企图以彻底抛弃本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另一种文明的思维方式来达到文明转型的目的，那么一方面，彻底抛弃自身文明必然是以否定其精华开始（否则批判就软弱无力），以丧失其精华告终，而固有文明的局限不但不会轻易克服，反而将因为失去制动闸而恶性地爆发；另一方面，全盘接受另一种思维方式及其文明又总是以崇拜其糟粕开始（否则转型就无法启动），以迷恋其糟粕告终，而异�